原輕工業部科研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的夫人沈譜同志，因心臟衰竭，搶救無效，於2013年12月3日16點38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6歲。
沈譜年輕時的照片。
范長江、沈譜、沈鈞儒老人及王炳南合影。
沈譜同志生平
沈譜同志，浙江嘉興人，字筱嬋，小名又菊或幼菊，1917年11月12日出生於北京。她出生在一個有著濃厚愛國意識的家庭，其父沈鈞儒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志士。沈譜同志自幼受父親的影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沈譜同志青少年時期，耳聞目睹了其父親沈鈞儒如何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前途，為爭取人民真正的民主，堅持真理，為真理而出生入死。
1936年11月23日，正在沈譜同志讀大學三年級時，父親沈鈞儒等七人因抗日救國而身陷囹圄（史稱“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使沈譜同志受到強烈的思想震動。熱愛祖國、滿腔熱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的父親，居然被國民黨反動派扣上“莫須有”的十大罪狀而投入了監獄，這使當時還在大學讀書的沈譜思想覺悟有了質的飛躍。她從中受到了極大的教育和激勵。她曾數次沖破反動派的阻撓前去探監。沈老出獄后沈譜同志主動擔當起照顧父親生活的任務，並協助父親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她本人也參加了“婦女慰勞總會”活動，為抗戰將士制作棉背心，慰勞傷兵等。南京失守前夕，1937年11月21日，隨父親到武漢，參加黨的外圍組織進步團體“蟻社”，進行抗日救亡運動。武漢淪陷前夕，金陵女大遷往成都，1938年7月她回母校完成了最后一年學業。在校期間，沈譜同志加入了學生界進步抗日團體——華西壩五大學戰時服務團，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5月24日，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是徐偉英和周曼如。在重慶時鄧穎超同志是她的單線聯系人。
1940年12月10日，她與范長江在重慶“良庄”結婚，由父親沈鈞儒主持，舉行了簡朴的婚禮，李公朴、周恩來等都參加祝賀，鄧穎超因病未出席，也送來熱情誠摯的賀詞。結婚后，沈譜同志長期協助丈夫在黑暗的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當時形勢險峻，蔣介石二次發出逮捕范長江的通緝令，在黨組織和其他友好人士的幫助下，沈譜同志與丈夫分分合合，數次巧妙掩護范長江安全轉移。
1941年沈譜同志隨范長江到香港，范長江在黨的領導下創辦《華商報》，沈譜同志參加了該報編輯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佔香港。《華商報》停刊。沈譜同志又被迫隨范長江離開香港，取道澳門轉回桂林。
1942年春天，范長江抵達蘇北解放區之后，黨組織決定沈譜同志也去蘇北。沈譜同志改名換姓之后，歷經六個省份，遭遇千難萬險，才到達上海大哥家。半年后，終於到達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盱眙縣，在大王庄與范長江再度相聚。到蘇北解放區后，沈譜同志先后在軍衛生部舉辦的醫務、藥劑兩個培訓班教化學。這兩個培訓班成為后來白求恩醫院的前身。教學結束后，沈譜同志又調到淮南紙廠和華中銀行所屬的造幣紙廠工作。在蘇北解放區，她第一次直接用自己學習的化學專業為革命事業服務。
1946年5月，范長江調到南京參加國共兩黨談判，任中共代表團新聞處處長，是中共對外新聞發言人之一。沈譜同志因當時懷有身孕，不便隨同前往，又換到印鈔紙廠工作。內戰爆發后，沈譜同志抱著兩個多月的兒子開始隨部隊向北撤退。8月份，上級黨組織發來電報，調沈譜同志到南京去。1946年9月，沈譜同志乘船輾轉到達上海。10月份，國共談判破裂，她還未趕到南京，范長江又被調回延安了。范長江調延安后即隨黨中央、毛主席留在陝北打游擊。此時，白區工作形勢緊張，國民黨特務到處搜捕地下黨員，組織上又安排沈譜同志第二次去香港。1947年3月，沈譜同志把兒子交給哥嫂照顧，隻身去了香港。
在香港香島中學，沈譜同志教數理化課程。當蔣介石公開宣布民盟等進步黨派為非法組織后，也加緊了對他們的迫害。沈鈞儒和許多進步黨派的領導人紛紛撤退到香港。這時沈譜同志辭去了學校的工作，全力支持父親的事業。
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以后，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領袖，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先后秘密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沈譜同志也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化裝成難民，幾經周折來到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從此她又回到黨的懷抱，與丈夫范長江相聚。北平解放后，他們一起隨軍入城。
解放后，沈譜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和平建設事業當中去。她擔任過原九龍山造紙廠（該廠后改名為人民造紙廠）副廠長、廠長，后又參加過輕工業部造紙局專家工作室的工作。1956年在科研規劃技術委員會時，她參加過編制輕工業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工作，其后又調到輕工業部造紙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因工作需要，沈譜同志借調到中央統戰部任沈鈞儒老人的政治秘書，沈老去世之后，沈譜同志又被借調到世界科協北京中心參加籌備委員會工作。在工作中，沈譜同志一貫認真負責、嚴謹細致、一絲不苟，克服了許多工作中的困難。她善於團結同志、以身作則、公道正派，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好素質和優秀品質。她在工作中，從來以黨的利益為重，一貫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和調動，在個人待遇、級別等問題上更是從來不計較，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勞任怨。
“文革”開始后，沈譜同志和丈夫范長江一樣遭到嚴重迫害。她曾被關在一間地下室裡，接受批判。后來又讓她到炊事班、電工班參加勞動。1970年9月，造反派以考驗為名，讓沈譜同志帶領一批職工家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組成“五·七”班，利用電容器紙的邊角料生產電容器。經過刻苦攻關，沈譜同志帶領這些家屬居然生產出合格的電容器，並在當年簽訂了8000個電容器的銷售合同，第二年被列入四機部生產計劃，創造了奇跡。她在獲悉范長江逝世噩耗的第二天，拖著生病的身體，忍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去簽訂了第一批電容器銷售合同。
沈譜同志在最痛苦、最艱難的日子裡，始終非常堅強。她獨立承擔著培養、教育幾個孩子的重擔。她說：“長江他走了，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更重了。長江的未竟事業，長江留下的遺願，長江一生對我矢志不移的愛情，鼓舞著我繼續戰斗下去。生者不能隻用眼淚悼念死者，生者要用努力工作，不懈地戰斗，去紀念死者，這才是對忠魂最好的告慰。”她始終沒有放棄同“四人幫”的斗爭，不斷地為丈夫范長江的問題向上申訴，據理力爭，終於在1972年10月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關心過問，並於1975年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告別儀式，骨灰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為范長江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召開了追悼大會，胡耀邦同志致悼詞，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歷史評價。
改革開放以來，沈譜同志以滿腔的熱情廣泛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並積極整理、編寫父親沈鈞儒和丈夫范長江的有關資料和著作。1988年整理出版了《范長江新聞文集》，1992年整理出版了《沈鈞儒年譜》，1994年整理出版了《范長江紀念文集》，2002年整理出版了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文集《愛國主義的豐碑》﹔從1983年至1992年，她還擔任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積極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出謀劃策，提出了不少積極的建議。1998年沈鈞儒紀念館開館，沈譜同志為紀念館征集了大量領導人的題詞和書畫作品，並親自出席了紀念館的開館儀式﹔2004年，“七君子”銅像和范長江銅像先后在上海福壽園落成，沈譜同志雖因身體原因未能出席，但親自寫了書面發言，在銅像初稿階段還親自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2004年11月，沈譜同志在北京親自出席了紀念范長江誕辰95周年座談會，並作了即席發言﹔2004年12月，在浙江嘉興舉行了紀念沈鈞儒誕辰130周年紀念大會及沈鈞儒詩集《寥寥集》首發式，沈譜同志作了大會書面發言並為《寥寥集》寫了序言。從1999年開始沈譜同志參加老年書畫班學習國畫，她當時已82歲高齡，經過幾年的學習，她的畫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並多次參加書畫展覽，令人嘆為觀止。
沈譜同志離休前的職務是輕工業部科研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2011年11月19日沈譜同志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療，2013年12月3日16點38分因心臟衰竭，搶救無效，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