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佔斌：中印兩國發展道路的相似性與國家戰略選擇

[摘要]中國、印度兩個大國的發展道路具有許多相似性，兩個大國在過去近30年和20年的快速發展，雙雙擠身“金磚四國”，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本世紀中葉，歐盟、中國、美國、印度將成為全球前四大經濟體，東方新興市場成為全球經濟引擎，全球經濟秋序將發生很大變化。走向崛起的中國面對印度的趕超，也需要學習借鑒鄰國印度的某些經驗。但中國、印度真正成為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在相互學習實踐中把城鄉統籌、社會公正、生態文明、政府改革四大戰略問題解決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揚棄自己的比較劣勢。

[關鍵詞]中印比較﹔發展道路﹔國家戰略

[中圖分類號]F120. 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 - 9314 （2008） 04 - 0056 – 04

一、中國和印度兩個大國發展道路的相似性

中國、印度兩個大國都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在古代社會都曾倍受外族的人侵和多國紛爭的困擾，戰爭、內亂災荒和王朝更替屢屢出現。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和印度古代農業社會裡，封建統治成為超穩定的系統，兩個社會均處於經濟史學家所說的“內卷”（involution）狀態，也就是說，不但社會體制和人們生活形式不斷自我維系、自我保持和自我復制，而且，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都處於一種長期的停滯狀態。根據麥迪森（Angus Maddison, 2001）《世界經濟千年史》、拉爾（Deepak LaI, 1988-1989 ）《印度均衡》等經濟學家的統計數據和研究結論，中國、印度都落入了西方漢學家伊憊可（Mark Eivin, 1973）所說的那種“高水平發展陷阱”之中。由此而來的“李約瑟之謎”和“馬克斯•韋伯疑問”等問題，經常引起學界的討論和爭鳴，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封建專制、儒家思想、重農抑商等方面，對印度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種姓制度和村社經濟方面。到底是什麼力量使這兩個大國能夠如此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呢？到底是什麼力量使這兩個大國久處“高水平發展陷阱”之中呢？這些問題，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讓許多學者倍感矛盾困惑，但同時也體驗神奇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如此漫長動蕩的歲月裡，這兩個大國都沒有分崩離析，歷史和文化都沒有中斷，都曾為人類文明特別是農業文明發展做出過突出的貢獻，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力量一直都在增長，到了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將近一百年，印度受英殖民統治也將近一百年，都在20個世紀中葉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的獨立，以大國形象出現在世界舞台。

中國和印度獨立以來的國內外發展條件，使決策者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發展戰略。中國毛澤東主席認為，隻有實現工業化，才能夠真正實現國家的獨立﹔印度尼赫魯總理也曾指出，工業化就等於重工業化。這種思想和戰略選擇不僅是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使然，也十分直觀地反映了中國和印度政治領導人的經濟理想以及政治抱負。同樣，中國和印度獨立以來，作為歷史遭遇相似且同屬於發展中大國的兩國來說，工業化的發展歷程和道路選擇在許多方面都有異曲同工之處。

具體表現在：其一，中國和印度都把實現工業化作為實現國家富強的前提條件，兩國從上世紀50-70年代期間基本上都放棄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察賦，程度不同地仿效了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意在通過工業化提升國家和民族的地位。其二，中國和印度雙方都曾因過於追求發展重工業和經濟的高速度，而忽視或輕視了農業和輕工業的均衡發展，並一度造成重重、輕農、輕輕的經濟結構失調的問題。其三，兩國都程度不同地強調公營企業在國家工業中的地位，而有意識地增大公營經濟成分的比例。中國的國有化速度很快，程度非常高，而印度也通過搶佔“制高點”提高國有化的比重。但由於兩國在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上存有差異，相比而言，公有成分在兩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中國略多，而印度略少。第四，兩國的工業化進程都是靠政府強有力地干預下進行的，主要是通過五年計劃的手段來推進和實施。中國放棄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設想，形成了高度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印度雖然有市場經濟的底子，但也實行了“社會主義類型社會”的政府干預體制。

根據經濟學家長周期的觀察和實証研究來看，優先發展重工業脫離了兩國的要素察賦，導致了經濟增長緩慢、產業結構失衡、微觀激勵不足等后果，進而使得技術效率低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實際速度低於潛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導出的必然的邏輯推論和改革發展實踐是，中國和印度兩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人手點，是放棄“趕超”戰略代之以比較優勢發展戰略，逐步建立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使產業和技術發展始終能順應要素察賦結構在時空上的分布和變化情況，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印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了改革的進程。中國的發展體現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模式，印度的發展體現了以信息服務業為主的技術密集型模式。中國與印度在經濟賽跑中，中國主要依靠制造業，印度更多的依賴服務業。有專家認為，在華僑的幫助下，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印僑的幫助下，印度可以成為世界的實驗室。綜合來看，中印兩國開始主導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發展走在了印度之前，印度經濟整體落后中國10年或略多些。

中國、印度兩個大國佔世界人口的40%，在過去近30年和20年的快速發展和崛起之勢，引發了全球各國的極大關注。2004年，美國《時代》雜志前任編輯、美國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雷默，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指出兩個最無視“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印度和中國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國際上還把中國比做“龍”，把印度比做“象”，列人經濟最有潛力和具有發動機功效的“金磚四國”。有專家指出，“中國將崛起為世界強國，這幾乎是不可阻擋的，這個話題會一如既往地佔據標題位置。”這些評價對於兩國堅定發展的信心是一種鼓勵和肯定，我們願意聽到西方人對中印發展進步的評價，也希望西方社會能夠更多的理解中國和印度，但同時，我們也還要保持清醒和理性，不能陶醉在沽沾自喜的日子裡。

印度雖然目前經濟社會的整體實力落后於中國，但在某些關鍵性領域正在或已經超越中國。這些某些領域的成功是否有可能促使其在整體上最終趕上甚至超越中國，現在還不能過早下定論。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這就是印度發展也正處在上升崛起的周期裡，能夠和中國一起在世界上發揮其大國的作用，印度有望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從上個世紀90年代印度由“縮頭烏龜”變為“出頭龜變”，到今天已經由“笨象”變成了“猛虎”，各國正密切關注著這個國家的變化和走向。印度政府現已把2020的遠景定位於世界第四位或第五位經濟大國，並已為此制定了相應的規劃和措施。中國也表明了自己的雄心壯志，提出了在21世紀頭二十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步驟與目標。可以這樣推測，在國際經濟“奧林匹克”的大舞台上，中國和印度的競合將波瀾壯闊，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

二、中國需要並能夠向印度學習和借鑒什麼？

當前，我國的經濟總量、人均GDP、外匯儲備、外貿總量、外資吸收量等總體實力都遠高於印度，根據近年洛桑《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發布的競爭力排序來看，我國在經濟績效、政府效率和基礎設施方面的總體競爭力以及宏觀經濟的總體增長競爭力的世界排序均超過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等在《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書中強調了向中國學習經驗的間題。我們認為，兩國的察斌決定了相互學習和借鑒的重要性，我國先行改革發展起來，有印度可以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但對於我國來說，印度雖然總體經濟實力不如我們，但其發展的速度不可低估，有些方面的實踐經驗也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印度對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的滯后性問題比我國解決得早，已基本形成長期持續的發展戰略。兩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都曾因片面強調重工業，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而受到懲罰。尼赫魯執政后期，糧荒的加重甚至導致了社會動蕩和經濟危機。在巨大的挫折面前，印度領導人開始改變了忽視農業的問題。60年代中期之后，印度政府倡導“綠色革命”、“白色革命”、“藍色革命”，農業生產逐漸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現在，印度已由糧食淨進口國變為糧食淨出口國。2001-2002年度糧食產量創2. 02億噸的記錄。2002-2003年度，印度發生了30年來未遇的特大早災，糧食減產2800萬噸，但印度沒有發生糧價飛漲的現象。國家庫存糧食有6300萬噸，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顯著增強。還需指出的是，印度利用外資外援發展農業，特別是興建大批水利灌溉工程和化肥廠，購買農用機械設備等，以推行農業現代化方面也有好的經驗。

二、印度獨立至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速度基本保持了平穩，沒有出現特別明顯的大起大落。雖然印度幾十年來政權也不斷調整變化，甚至還有不穩定期，但印度工業的年增長率一直比較平穩，“一五”計劃期為5.6%﹔“二五”計劃期為7.1 %﹔“三五”計劃期為10.2%﹔“四五”計劃期為4.1%﹔“五五”計劃期為7.7%﹔“六五”計劃期為7. 7 %﹔“七五”計劃期為8.1 %﹔“八五”計劃期為8%﹔“九五”計劃期為5. 8%。這些數據說明其比較早的實行“混合經濟”的市場體制是有其長處的，值得我們重視。而我國卻出現忽高忽低的不正常現象，高時達34.3%（1969年），低時為-15.8%（1967年）。固然這是因為“大躍進”、“文革”的沖擊和破壞，但更在於指導思想急於求成，違反了客觀規律，而使工業的發展快而不穩，難以避免大起大落。即使到現在，這個問題也因各地政府GDP情結過重也沒有徹底解決，還需要多方面採取措施治理。

三、印度在整體上的投資軟環境較好，對外資的利用率和經濟自主性優於我國。印度各類基礎設施，特別是水、電、氣、通訊和交通等公共服務設施尤其不能適應經濟快速增長需求，已成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短期內難以解決，這方面我國佔有優勢。但印度在產權保護、媒體監督等有很好的吸引力，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包”和“離岸”的服務中心已陸續移至印度，外包行業非常繁榮。專家預計，未來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將有大幅提升，印度作為新興的“世界辦公室”已初露端倪。雖然目前印度每年吸收的外資隻有40-50億美元，遠低於我國每年500-600億美元的外資流人量。美國學者認為，印度吸引外資盡管沒有中國多，但印度仍能取得較高的經濟增長，這說明印度對外資的利用率大大高於中國。也有專家認為，印度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賴印度人自己的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而不需要像傳統制造業那樣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和產品。印度也設有經濟特區，但在引資投向方面比我國的規定要嚴格苛刻得多。因此，印度經濟增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比我國小得多，從這個角度看，經濟依賴外資的風險也比我國的要小些，外資驅動型的中國經濟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可能不如印度更穩健。

四、印度企業通過國內資本市場進行融資要比我國企業方便，金融體制和商業效率優於中國。中國的金融資產存量、民間儲蓄率都高於印度，但印度的金融銀行業建立時間很長，

制度完善，資本市場配置的效率和透明度高於中國，許多行業已經對私人投資開放，其中包括對外國投資的開放。美國學者認為：印度本土的企業家借助其國內高效率的銀行和資本市場，在長期內最終可能推動印度的經濟超越中國。這個假設當然需要將來的歷史發展來証實，但也的確給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提出了警示，需要我們關注和改進。根據《洛桑報告》，我國在經濟績效、政府效率和基礎設施方面均優於印度，但唯獨在商業效率上大大落后於印度。因此，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商業效率。

五、印度在信息技術特別是軟件業等高新技術領域優勢鮮明，IT為核心的網絡經濟勢頭強勁。印度作為舉世公認的軟件大國，擁有大量優秀的軟件工程師，有眾多的軟件基地，有1900所高等信息技術教育單位，每年可培養7萬名會講英語的專業人員，是世界最大的軟件人才庫，有加多萬印度人在美國硅谷打拼，獲得各種質量標准認証的軟件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多的。據麥肯錫咨詢公司估計，到2008年印度的軟件產值將達850億美元，其中出口500億美元，將創造220萬個就業機會。比爾•蓋茨曾預言，未來世界最大的軟件開發地和超級大國不是歐洲和日本，而是印度。我國雖然制造業比較強大，但還能夠保持多長時間的比較優勢還很難估計准確。在以信息化為主的服務業打頭陣的全球化浪潮中，印度的實踐打破了沒有工業的發展、服務業就發展不起來的傳統規律和認識，值得我們深思。在信息產業和軟件技術方面印度已顯示出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我國至少比印度要落后5年。如果將來印度超過中國，將証明本土企業對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性，也將說明中國長期依賴外資發展的某些局限性。

六、印度在企業的規范化和商業民主化管理方面優於中國，並且已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批能與歐美最強大的公司展開國際競爭的私營公司。如軟件業巨頭印度系統技術公司（ Infosys ）、威普羅技術公司（Wipm ），藥業和生物技術方面的蘭伯西制藥公司（Ranbaxy）和雷得博士實驗室，汽車業的桑德羅姆（Sundaram）汽車公司等，這些企業許多都屬於尖端的、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在自主創新方面很有建樹，顯示了印度在企業的規范化管理和商業民主化確有其特色。從某種角度講，中國經濟已經騰飛，也出現了象聯想、海爾這樣的國際型企業，但嚴格講，中國的私營企業卻沒有隨之真正騰飛，特別是在比較前沿和尖端領域進行自主創新的大企業還不多見。從標志意義上看，中國迄今還沒有出現像印度這樣能夠與國際大的跨國公司一決高下、能夠“搶佔山頭”的世界級私營企業，這從“走出去”戰略的一波三折也可以洞見一般。

三、中印兩國面臨的共同難題與戰略對策

中國、印度兩個大國的比較優勢還很明顯，比如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工業化的配套能力、巨大的消費市場、勞動力價格偏低、人力資源的改善、改革的制度空間等等，比較樂觀的估計還能夠保持30-50年或更多的比較快速的發展時間，還有很大的提升潛力。本世紀中葉，歐盟、中國、美國、印度將成為全球前四大經濟體，東方新興市場成為全球經濟引擎，中國、印度兩個大國的發展將導致亞洲的崛起和東方文明的復興，全球經濟秩序將發生很大變化。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發展問題專家杰弗裡•薩克斯認為“中國和印度在21世紀回到全球經濟增長的大家庭中來，可能會重塑全球政治和社會。西方世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壓倒性地位可能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不僅懷著敬畏，而且充滿期待的看待這些發展。”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洲經濟不振來看，薩克斯的看法並非是謙虛和客套。

面對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影響，中國、印度兩個大國真正成為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實現大國的真正崛起，還必須有自己的國家戰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揚棄自己的比較劣勢。在改革發展中，中印兩國都面臨許多難題。比如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方式轉變、改善基礎設施等。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有四個方面的共同難題需要高度重視，如果能妥善解決，中印兩國的崛起就有了保証，也可以說是能夠實現的。

問題一，在經濟領域要強化城鄉統籌。中印兩國農業人口佔絕大多數，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有復雜的歷史原因。由於都選擇了趕超式的發展戰略，決定了工業化所需“原始積累”惟一可能的選擇就是工農產品不等價交換剝奪傳統農業剩余。因此，也嚴重扭曲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三農”問題突出，有些方面還呈擴大之勢，問題比較嚴重。中國對克服市場缺陷和統籌城鄉的重要性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近年來，針對“三農”問題連續出台了5個中央1號文件，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並在2006年全國范圍取消農業稅，財政投人和公共服務也更多向農村傾斜，發展戰略布局和政策調整已出現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良好態勢。中國正在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這方面，印度雖然解決的比較早，但因農業人口眾多，在城鄉統籌方面還有欠帳，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遠沒有到行雲流水的境界。兩國應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問題二，在社會領域要努力追求社會公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小於0. 2，由於貧富差距幅度過大、速度過快，到21世紀初已攀升到0. 45左右，甚至與俄羅斯的情況較

為接近，超過了國際公認的替戒線，進人了貧富差距比較突出的國家行列。城鄉、地區、行業、部門、居民之間差距都有持續擴大的趨勢，分配不公矛盾凸顯。印度的情況也不樂觀，貧富差距在有些方面比我國還要嚴重，大中城市住宅樓破舊不堪，貧民窟隨意搭建，垃圾隨處可見，乞丐到處游蕩，公共汽車依舊爆滿，而種姓等級制度的存在和影響，也使社會問題積累了很多。國際上的“拉美陷阱”的前車之鑒，我們需要高度警惕。近幾年，中國對社會公平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提出了共建共享和諧社會，加快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把促進社會和諧公平擺在了更加突出的戰略地位。這個問題，需要兩國政府在發展中發揮調控作用，更多的關注民間疾苦，公共服務向貧困人口傾斜，統籌協調好各種經濟利益關系，真正避免“拉美現象”。

問題三，在環境資源領域建設生態文明。進人新世紀以來，中印兩國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經濟發展進人新的上升周期。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兩國集中出現，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也變得日益突出，中國更為嚴重，印度也已經面臨這些難題。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兩國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節約資源和能源，解決好環境問題，是13億中國人民和12億印度人民的福扯所在，也是人類共同利益的重要體現。近年來，中國政府把“生態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新要求，彰顯出發展的新思維，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資源和環境保護事業，將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著力解決危害人民群眾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環境問題，為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個問題，伴隨發展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兩國有需要努力克服的共同任務。

問題四，在政治領域要推進政府改革創新。中印兩國都處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很重。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中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認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客觀規律的必然要求。近年來，中國政府把公共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推進各項改革和統籌經濟利益關系的關鍵環節來抓，政府在履行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出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之時，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剛剛組建的中國中央政府進行了大部門制改革，目的是不斷推進中國政府的改革創新，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相比較印度政府需要改革的任務也很艱巨，需要消除官僚腐敗，提高政府效率。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