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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產權改革到現在為止尚未完成。為什麼呢?

厲以寧“:談談產權改革的若干問題

2013年12月02日08:22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談談產權改革的若干問題

  學者·語萃

  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仍然需要推進產權改革。因為不妥善解決農民的產權問題,不繼續解決剩下的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我們的市場經濟就很難發展成為有效的市場經濟。

  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分兩個層次:高層次的是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低層次的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今后,國有企業應一律按法人治理結構來管,因為它們已經是股份制企業了,有些已經是上市公司了,是獨立的市場主體。

  關於民營企業改革問題,我提出不用“體制改革”這幾個字。因為用“體制改革”會引起誤解:民營企業會誤以為是要國有化!我提出用“體制轉型”。所謂體制轉型,是指民營企業的產權必須清晰,必須界定。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既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國退民進”。它們的目標是雙贏,當然,雙贏的目標現在還做不到。因為它們還不完全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所以今后要有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要有民營企業體制轉型。

  關於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我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初次分配是重點。這跟現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認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於抑富濟貧。也有的人認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樣重要,應兩者並重。我的觀點很明確,初次分配更重要。

  福利剛性非常重要。中國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不要去攀比。

  當前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重點要考慮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基於中國的國情,我們的新型城鎮化應該是: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近年來,我對產權改革問題比較關注,這裡結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有關精神,談談有關產權改革的幾個問題。

  1.關於產權:沒有產權界定,就談不上市場經濟

  決定精神

  ★“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

  ★“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

  貫徹落實《決定》的精神,一個很重要的實踐問題就是產權界定問題。因為沒有產權界定,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場主體,就談不上市場經濟。

  關於產權改革和非均衡經濟中的市場主體,我在上世紀80年代末寫作、90年代初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中有所論述。其實,非均衡是一個普遍現象。非均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非均衡,主要是市場不完善和存在著壟斷等情況而形成的﹔另一類是中國這樣的非均衡,即除了市場不完善以外,還缺乏市場主體。為什麼會缺乏市場主體呢?因為產權不明晰,產權沒有界定﹔沒有產權界定,當然就不會有真正的市場主體。所以我當時提出的主要觀點是股份制改革。我認為,股份制是明確產權最有效的辦法,因為隻有產權明確了,市場主體才能形成,這樣才能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

  中國的產權改革到現在為止尚未完成。為什麼呢?雖然國有企業進行的產權改革相當有成就,但是還不徹底,還要繼續努力。另外,從全國范圍看,廣大農民的產權至今沒有明確界定。這麼多農民,他們作為種植者、農產品的銷售者,照理說都應該是市場主體,但因為產權沒有界定,農民實際上並沒有產權,從而沒有財產性收入,所以到現在為止仍算不上是真正的市場主體。

  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仍然需要推進產權改革。因為不妥善解決農民的產權問題,不繼續解決剩下的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我們的市場經濟就很難發展成為有效的市場經濟。所以,《決定》指出:“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2.關於土地確權:農村改革最重要的環節

  決定精神

  ★“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決定》中的這些規定,對於推進農村改革、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當前,農村改革從哪裡啟動?最重要的環節在哪裡?我認為,就是土地確權。去年黨的十八大結束后不久,我帶領政協經濟委員會的調研組到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下面的縣做了土地確權的調研。令我們全組調研人員非常吃驚的是,一走進村子,就看到滿地都是炸完的鞭炮紙屑,當時農村裡那種熱烈的慶祝情景就跟當年土改完成時一樣。我們經過調查、座談,聽取市政府的匯報,感覺土地確權的確是一場受農民歡迎的大變革。

  第一,農民心裡踏實了。對於土地確權,農民說:“我們不怕別人隨意侵佔土地了,他不敢!承包地的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宅基地上房屋的房產權都已經明確了,他能夠隨便圈我的地嗎?能夠不經過我們同意就把房子拆了嗎?他不敢!”土地流轉,也使農民心裡踏實了。要知道,農村土地流轉到現在為止還很少。因為以前如果農民用土地入股,他們會怕入股以后土地就歸別人了。現在不一樣了,土地確權以后入股,農民的股權有了保証。土地出租以后產權不變,所以農民放心了,踏實了。

  第二,城市人均收入與農村人均收入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例如,嘉興市的匯報明確地講: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與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調查的結果是1.9:1。為什麼會縮小那麼多呢?我們在農村開座談會時,聽到有的農民說:“土地確權了,我放心了。一方面,我擴大了種植業、擴大了養殖業。另一方面,我宅基地的舊房子拆掉了,蓋成幾層樓的新房。”我們調研時去的那個村子,都蓋了四層樓。我當時問了一位農民:“你住得了嗎?”那位農民回答:“家裡人少,我隻住一層就夠了。第一層出租,租給別人開店,開作坊,另外兩層,價錢不一樣,他願意租哪一層就租哪一層。這樣,我就有房租收入了。另外,土地確權以后我不怕了,土地流轉以后我可以到外面去打工。”所有這些都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

  第三,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是耕地面積增加了。這是因為:土地確權之前,要重新丈量,丈量以后發現耕地面積增加了20%。怎麼會增加20%呢?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當初承包制開始的時候,土地質量差別大,所以在承包制開始時,好地一畝算一畝,壞地兩畝折算為一畝。經過30年的承包和農民精耕細作后,土地質量差距不大了,所以這次土地確權前重新丈量時,都是一畝算一畝,這樣土地就多了。二是過去土地都分成小塊的,有田埂,用牛耕作。重新丈量土地時,田埂扣除不算耕地,田埂兩邊擋住太陽的地方也不算耕地。現在,田埂都拆掉了,農民用拖拉機了,於是耕地也就多了。三是當初農民要交農業稅,所以村裡對於耕地基本上都是少報。比如,一畝三分地報一畝,家家如此。現在不同了,不用交農業稅了。而且,土地剛丈量完畢,大家都實報,沒人少報,因為少報吃虧。少報土地,土地入股后股份少,土地出租面積少了。所以,大家都實報。這樣,重新丈量后,耕地增加了20%。農民都很開心。

  土地確權將來對農業大有希望。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推行家庭農場制。這次三中全會《決定》也明確提出:“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這也將會給農村帶來一些大變化。現在,世界上隻有西歐、美國、加拿大有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農場制,我們中國還沒有。將來中國要推行家庭農場制,要提高家庭農場主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還要懂經營,要採用規模經濟的做法。

  3.關於國有企業:行政干預太多

  決定精神

  ★“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這些規定對於我國今后的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將產生重要影響。一般說來,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分兩個層次:高層次的是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低層次的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決定》指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因此,不妨可以這樣改革:國資委下面設立若干個專業的或綜合的國家投資基金公司,負責國有股權的增加和減少:哪個部門是短缺的,哪個是新興產業,要增加投資﹔哪個是產能過剩的,哪個是效益不好的,把國有資本撤走。這樣,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能提高了。

  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突出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什麼強調資源配置呢?經濟學中原來所講的效率是生產效率。生產效率多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傳統的概念,著重點是生產單位的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系。一定的投入下,產出增加了,表明效率提高了﹔一定產出下,投入減少了,效率也提高了。這就叫生產效率。20世紀30年代以后,經濟學中開始出現了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個意義。假定投入既定,用A方式組合生產要素,配置資源,可以產生N效率﹔用B方式組合生產要素,配置資源,可以產生N+1效率。這就表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所以,一定要重視資源配置。

  資源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的意義不同,對宏觀經濟來說可以更有效。資源配置效率會帶來兩個觀念變化。一個觀念變化是:過去經濟工作中,管融資的企業職員,從事人事組織工作的職員,從事宣傳工作的職員和做行政管理的職員,都被看成是非生產人員。他們不在生產第一線,生產效率跟他們沒有關系。資源配置效率提出后,情況就變了——管融資的人,使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管人事組織工作的人,把人力資源配置到最佳位置﹔做宣傳工作的人,調動了每個工作者的積極性﹔做行政管理的人,把物質資源跟人力資源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可以使效率提高。這樣一來就不能認為,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與效率提高是無關的。另一個觀念變化是:對資本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的看法改變了,它們都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佳場所。因此,要發展資本市場、產權交易市場,這是有利於資源合理配置的。

  當前,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還沒有完成,對國有企業行政干預太多。《決定》指出:“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今后,國有企業應一律按法人治理結構來管,因為它們已經是股份制企業了,有些已經是上市公司了,是獨立的市場主體。

  4.關於民營企業:產權必須清晰,必須界定

  決定精神

  ★“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

  ★“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

  關於民營企業改革問題,我提出不用“體制改革”這幾個字。因為用“體制改革”會引起誤解:民營企業會誤以為是要國有化!我提出用“體制轉型”。所謂體制轉型,是指民營企業的產權必須清晰,必須界定。

  據調查,有些民營企業的產權也是糊裡糊涂的。比方說,有些民營企業為什麼現在會出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初成立的時候就沒有很好地界定產權。因為當時有當時的情況,當時有當時的慣例,這就造成產權一開始就不清晰的狀況。民營企業原來可能是家長制,因為家長是個能人,他有凝聚力,有經驗等等。后來,這些民營企業規模大了,到了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要實行家長制管理呢?根據我們在廣東、浙江的調查發現,民營企業第二代很多是留學回來的。他們在國外學習,但其中有些人不一定是管理人才,而是某一行業的專家,所以誰來接班就是個問題。民營企業中的家族企業,其接班無非是兩種選擇:一是選賢,誰能干挑誰,不一定是家庭成員,可以到社會上去選聘﹔一是選親,挑選跟自己的關系最密切的,如長子或者最信得過的兒子等等。但這是不適應發展潮流的。今后,民營企業也要走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道路,企業規模擴大以后一定要走這樣的道路,即採取職業經理人制度,可以從外面聘經理人,可以從家庭內、家族內聘經理人。經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業搞好,民營企業也能持續發展下去。

  《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涉及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關系的認識。我認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既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國退民進”。它們的目標是雙贏,當然,雙贏的目標現在還做不到。因為它們還不完全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所以今后要有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要有民營企業體制轉型。民營企業如果不進行體制轉型,也談不到今后的大發展。這就是當前中國的情況。

  5.關於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決定精神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關於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我的一個基本思想是:初次分配是重點。這跟現在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認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於抑富濟貧。也有的人認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樣重要,應兩者並重。我的觀點很明確,初次分配更重要。這裡,我舉幾個例子說明。

  第一個例子,農民必須有產權,農民沒有產權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現。關於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

  第二個例子,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勞動力市場有供求雙方,供給方多數是農民工和城市中的中下層,這些人都是單個進入市場的,他們是弱勢一方。求方是大企業、大事業單位,它們是強勢一方。供求雙方力量對比不對稱、不平等。大企業力量強,工資給多少,由需求方說了算,弱勢群體沒有發言權。這種情況不改變行嗎?在國外的經濟發達國家是怎麼解決的?他們靠工會的力量。工會維護低收入者,工資過低或者欠工資不發,工會替供方說話,工會是一個強勢群體,它介入供求,雙方的力量對比就變化了。農民工干了這麼多年,他們也是工人,但因為他們是農村戶口,工會管不著。所以,這種情況要改變。

  第三個例子,農產品銷售市場。出售農產品的,主要是單個農戶、牧戶,他們的力量是弱的,即使收購方在他們家門口把農產品收購了,供方還是弱勢。而收購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業等收購方,它們是強勢單位。他說不要你的產品,就不要你的產品,你到哪裡去賣?你自己去賣,成本更高。所以,這種情況要改。在發達國家,農民組成了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有聯社。我到荷蘭、丹麥都考察過,在新西蘭也考察過,他們的農業合作社聯社的力量很大,自己有車隊、船隊、倉庫、冷藏庫、碼頭等等,農產品直銷國外。在中國還不行,因為中國的農民合作社剛成立,都是以村、以鄉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聯社現在還沒有開始組建。

  第四個例子,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關系到初次進入市場的就業者的工資待遇情況。在中國,由於存在城鄉二元結構或者城鄉二元體制,往往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城市人均教育經費多,農村人均教育經費少。所以,農村義務教育校舍差、師資差、設備差,學生學習質量不高,農村的孩子讀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他們說,升高中有什麼用,反正考不上大學,考不上大學還不如現在就找工作,所以初中畢業就找工作。但是,農村孩子初中畢業找工作,能找到什麼好工作?簡單的、重復性的體力勞動者,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叫做二元勞動市場,從事低等勞動工作。這種情況,慢慢就會在中國社會上形成社會階層固化,或者叫職業世襲制。舉個例子說,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孫子可能還是農民工,他沒有其他技術,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他不當農民工能當什麼?這就影響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關於收入分配問題,我強調初次分配重要。產權問題重要,勞動市場上的雙方力量要對等,農產品銷售市場的供求雙方力量也要對等,再加上教育改革,這些都是能說明中國的初次分配重要的問題。當然,二次分配也重要。在中國目前的二次分配中,最重要的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社會保障一體化表明,我們可以有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樣的福利制度。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通過二次分配縮小這個差距。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擴大了差距,因為城鄉社會保障不一樣,城市職工看病有公費醫療或醫療保險,農民工看病能夠辦合作醫療的也要交一部分錢,有些連合作醫療都沒辦。這種情況要改。

  6.關於福利剛性: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

  決定精神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

  ★“加快發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商業保險,構建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關於社會保障問題,我這裡重點談談福利剛性。社會保障擴大了社會的福利,這是多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發展趨勢所在。但福利多了,也就產生了福利剛性。福利剛性是指: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減少,本來沒有某項福利,也就算了﹔一旦有了,就不能取消,否則很小的問題都可能會變成大問題。在此方面,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二戰時期,英國是個孤島,被德國侵略者封鎖了,食品很難運進去,食品供應不足,所以政府採取了配給制,連首相丘吉爾也跟大家一樣,領一份配額。當時,英國人普遍感到,中學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但吃不飽,營養不良情況嚴重。所以戰爭結束后,英國通過了一項福利措施,給在校的中學生上午上課期間提供一杯免費牛奶。這在英國整個福利政策裡是很小的一項。到了1967年,已是二戰結束20多年以后,英國的食品狀況改善了,但是這個政策還在實行。於是有的官員說,這項措施可以取消。結果造成了全社會的不滿,游行、請願、抗議,干嘛取消這項福利?難道現在我們不應重視青少年嗎?其結果是迫使政府改組,有關的大臣辭職。

  第二個例子是:我訪問愛爾蘭時,駐愛爾蘭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告訴我,愛爾蘭有一項福利,自來水免費,所以水資源浪費不少,國家財政也負擔不了。愛爾蘭現在財政很緊張,而且自來水本來就應該收費,但是自來水免費作為福利已經實行很久了,有了剛性。所以,自來水要交費的消息一出來,游行、示威、罷工就發生了。結果執政黨考慮,再這樣鬧下去,下一屆選舉甚至這屆選舉的執政黨都不能坐穩。怎麼辦?但話已說出去了,要取消也不可能,因為剛剛公布這個消息,隻好找個台階下。怎麼下台階呢?找到這樣一個理由,即政府方面說:自來水收費,每家必須裝水表,老百姓不願意出錢,因為他們不想裝自來水表,要政府裝。政府為了給全國這麼多戶裝水表,應當找到經費的來源,今年的預算不能列入這一項開支,等找到裝水表的經費了,再開始這項改革吧。

  由此可見,福利剛性非常重要。中國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不要去攀比,說什麼“國外有這種福利,我們為什麼不能有?”“那個城市有,我們這裡為什麼不能有?”要知道,各地有各地的情況,要量力而行。另外,在實行福利制度的同時,創業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國家都要有創業精神、創造精神。沒有這種精神,社會經濟發展就會停下來,人們就會變成懶漢了,這樣下去,社會就很難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7.關於新型城鎮化: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決定精神

  ★“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

  ★“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決定》關於這方面的精神,對於我國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建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我認為,當前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重點要考慮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中國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或者稱城鄉二元體制),這是我們通過改革要破除的。也就是說,一定要消除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的現狀,消除戶籍歧視,不能再保留城鄉居民差別對待。所以說,城鎮化最終是要實現城鄉一體化。

  中國的城鎮化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西方發達國家當初的城市化跟工業化是平行的,城市化的同時就是工業化,工業化的同時就是城市化。西方已經反映出來的“城市病”就是城市變成污染源,城市變成貧民窟。這樣就產生了反城市化,即是指:有錢人從城裡遷出進入郊區,而窮人繼續涌入城裡,城裡失業增長、環境破壞等等。

  中國的城鎮化不能這麼辦。中國現在的城鎮化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是51%,這個數字並不等於說有城市戶口的人有這麼多,因為其中包括很多是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如果把農民戶籍減掉,中國的城鎮化率可能不到40%。如果我們的城鎮化率以后要達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美國的城鎮化率到90%以上,西歐的城鎮化率在80%左右,也就是說我們也有80%左右是城裡人,那麼可以想象會是一種什麼情況!現在我們的城市人口有6億多人,如果將來再增加5億多人,那麼我們的城鎮會變成什麼樣子啊?!土地夠嗎?淡水供應夠嗎?很顯然,城裡人的生活質量會大大下降。所以,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做。

  基於中國的國情,我們的新型城鎮化應該是: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老城區就是:要改造歷史上形成的城區,把工業污染的企業遷走,要拆遷棚戶區,要把商業、服務業搞好。房子拆遷以后蓋新的,成為適合人居住的居民區。新城區要規劃:在城市周圍建工業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物流園區。新城區一個重要特點是要有居民,沒有居民是不行的。另外,民營企業要進去,個體工商戶要進去,一個城市沒有民營企業、沒有小微企業、沒有個體工商戶,就成為“鬼城”了。有了民營企業進去,才有人氣,晚上路燈一直亮下去,兩邊的生意可以做到十一二點。新社區是中國的特色。現在,全國各地已有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少地區已經有些居民樓了。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再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發展:一是園林化﹔二是循環經濟化,綠色經濟化﹔三是公共服務到位,建立各個公共設施﹔四是城鄉社會保障走向一體化﹔五是從村鎮管理變成社區自治。到那個時候,新社區就跟城鎮一樣了,它是未來的新城鎮。如果那麼多人都擠到老城區不行,涌入老城區加上新城區也不行,要大批分流到新社區,這就是“就地城鎮化”。這是可行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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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朱書緣、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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