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比較優勢被認為是勞動力便宜、市場規模大等，無關我們的制度。這一點，也似乎為中國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徘徊在第三十位左右而佐証。
改革開放，按照西方的一種說法是全世界資本家幫助中國發財致富，中國通過搭便車而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搭誰的便車呢？當然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近年來，西方有人后悔幫助中國崛起了，后悔將技術轉移到中國，制造了競爭對手。於是，美國在敦促中國擔負起所謂“國際責任”預期落空后，通過提高新一輪全球化門檻，將中國排除在外，於是有TT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EBC（Everyone but China，就是不包括中國）一說。
與此同時，國內問題多多，不一而足，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思潮風起雲涌，輿論一時顯得十分混亂。缺乏明晰的改革思路，缺乏明確的改革信心，是其關鍵。
國內外情勢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再創輝煌仍然需要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制度紅利。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於是賦予了改革全新的使命——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
新時期的改革何以賦予“革命”的涵義？不同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如今的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的中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是通過解決中國問題而為解決世界問題提供選擇，具有世界意義，為世界所矚目。
改革既是重塑中國的國際比較優勢，且本身也成為中國最大的國際比較優勢。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持續發酵已有五年，凸顯發達經濟體的制度困境，美歐日均呼喚改革，制訂了各自的2020戰略，可惜雷聲大雨點小，要麼被華爾街的金融勢力綁架，要麼沉浸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幻象，要麼被巨額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靠量化寬鬆度日。
歷史經驗表明，美歐日制訂的目標往往落空或推遲，而中國制訂的目標常常超額、提前完成。中國的2020戰略，就是《決定》所說的——到二0二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換言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將我國際競爭力從器物層面上升到制度、精神層面，重塑我國比較優勢。在願景與現實之間，《決定》描繪了切實的路徑設計，將改革路徑描述為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有機結合。的確，相對於中國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頂層設計似乎是舶來品。實踐中，兩者也各有利弊。比如，歐盟一體化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產物，雖然有“歐洲合眾國”的理想指引，但一直在聯邦-邦聯，國家-超國家間徘徊，始終是妥協的產物，這導致了歐盟應對債務危機乏力，顯得“病去如抽絲”。與此相反，美國是頂層設計的產物，一部憲法管到今天，債務危機雖“病來如山倒”，卻較快地走出了危機，步入復蘇之路。
中國的智慧，就是超越“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孰優孰劣的選擇，實現改革路徑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這再次折射出中國人兼收並蓄、融會貫通的長處。作為頂層設計的體現，三中全會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更好沖破利益藩籬，加強中央權威。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從近的說，是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各方面尖銳挑戰，從中的說，是重塑中國的國際比較競爭優勢，從遠的說，則是奠定中國作為世界領導型國家的地位。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