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此前的研究，中國正處在由“第二波歷史大轉型”向“第三波歷史大轉型”轉換的歷史階段。依據大歷史觀，與上述轉換相適應，中國改革應該進入“五環式改革”，即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制度全方位改革的新階段。新階段應該有新的戰略思維。這裡簡要闡述我關於“包容性改革”論的幾個主要觀點。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包容性改革”與“包容性增長”是內涵不同的兩個命題。“包容性增長”屬於“經濟增長”范疇，“包容性改革”屬於“制度創新”或“體制改革”范疇。為了避免與“包容性增長”相混淆，我曾經想不用這個詞，其間我試換過多個概念，但是選來選去，能表達我的思想的還是“包容性”這個概念。
包容性改革論這個問題的緣起，是我在2008年出版的專著《人本體制論》。我在那本書的第一頁寫道：“（本書）著眼於中國下一個30年，就更大范圍內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制度‘五環式’的體制改革提出思路”。五環式改革，就像是“奧運五環”一樣。這是我那本書做出的結論。
自從那本書出版以后，五年來，我沿著這個思路繼續往下探討：倘若按照《人本體制論》，中國未來新階段的全面改革應該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戰略呢？今天我提出這麼一個構想，就是“包容性改革”。之所以提出此論，是想為中國中長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個“備選”的戰略。
我要表達的思想是：我不希望“文明沖突”和“社會博弈”成為中國新階段改革的主流形態，我期盼包容性改革能夠成為下一步中國改革的戰略選擇。
下面我談三個問題：第一，我為什麼提出包容性改革論？第二，“包容性改革”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第三，如何進行“包容性改革”？它的運作方略是什麼？
“包容性改革”提出緣起
我是沿著兩條線來研究的。一條理論線，一條現實線。
從理論來源來說，有三方面的來源，即中哲、馬哲、西哲。
第一個來源，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知常容”的治國大智慧。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六章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哲理，“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這裡的“常”是什麼？“常”是常規、規律。它告訴我們，掌握了客觀規律的人，“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懷寬廣、容量大以后，才能夠“公”﹔隻有做到“公”，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擁護，才能成為“王”。我覺得，這是中國治國的大智慧，年輕時讀《道德經》這一段，給我印象很深。
第二個來源是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我讀了馬克思的著作，發現他有一種多元包容的思想，比較典型的是一篇政論文章，寫得很精彩，他說：“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隻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馬克思反詰為什麼，這句話問得很尖銳，應包容“千姿百態”。
第三個來源，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魯賓遜（James Robinson）2012年出版的《國家衰落之謎》。他們講了兩個凡是，第一，凡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國家和地區，經濟都實現了長期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也持續提高。第二，凡是採取汲取性制度（可理解為“排斥性制度”）的地方，要麼長期陷入貧困落后狀態，要麼增長無法持續而出現大起大落。這個思想對我也有影響。
從現實考慮來看，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中國（內地）改革的現實，我認為，在改革的包容性思想方面、包容性制度方面和包容性運作方面，都遇到難題，而且難度不小。
第二個方面，兩岸關系的現實。世界上沒有一個強國是處在分裂狀態的﹔一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偉大復興。
第三個方面，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這是一個新的命題，其中包含著新的思維，可惜沒有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
“包容性改革”的三大要義和制度安排
第一要義：包容性思想——海納百川、包容互鑒。它針對的是心胸狹窄、唯我獨尊。
第二要義：包容性制度——公正市場、社會共生。它針對的是非包容性的或稱排斥性的體制。
第三要義：包容性運作——超越極端，雙線均衡。針對的是絕對極端，劍走偏鋒。
三大要義中核心的東西是建立包容性制度，而且我主張“五環式改革”應“環環瞄准包容性制度”。具體來說：經濟改革，尋求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場化經濟體制﹔社會改革，尋求建立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社會體制﹔政治改革，尋求建立具有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政治體制﹔文化改革，尋求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體制﹔生態體制改革，尋求建立以天地人產權為基礎的環資制度。這樣做，是想把包容性制度貫穿於“五環式改革”中，而且爭取貫徹到底。
“包容性改革”的運作方略
根據我的實際調查，下一步，中國改革可能將面臨極其復雜的局面，這裡說的“極其”二字的復雜程度，國外朋友可能未必了然。為避免掉入懸崖，總的思想是：需採取“大均衡”改革方略，即找准各領域改革的“均衡點”，“在兩個雞蛋上跳舞”。
怎麼“跳”法？經濟改革，找准市場化和公正化的均衡點﹔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與“自我完善”的均衡點﹔社會改革，找准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均衡點﹔文化改革，找准東西方文明包容互鑒的均衡點﹔資源環境制度改革，尋求“天地”與“人”的均衡點，敬畏自然，尊重人權。
當然“均衡點”不等於中間點，它是動態均衡的。跟“蹺蹺板”一樣，哪邊失衡要適當地往哪邊移動一下，找准平衡點。
至於如何具體推進下一步改革？我在今年6月曾完成一份內部研究報告，由中國國家有關部門上報有關高層參閱。香港《經濟導報》雜志今年8月底以《給三中全會全面改革方案的四點框架性意見》為題，公開發表。其中強調要實施緊迫的、有重點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經濟改革，我建議突出五個重點。首先是壟斷行業改革。依據自己對“壟斷行業改革”的研究，提出“結構性破壟”方略，即對中國壟斷的三大類、六種情況，區別對待，“三不破、三破”。總的構思是放寬市場准入，包容“國有”與“民營”。包容，就要實行“兩平”“一同”，像中國唐朝的有為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說的那樣，“朕獨愛之如一”。“結構性破壟”比較理性，也比較具包容性，若真的放寬市場准入，是萬萬不應該回避的。
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重點是搞活使用權人的土地用益物權），以及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資源性產品為重點的價格改革等。
對於下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問題值得思考：抗日戰爭時期，美國人訪問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動，回南京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齡評論一句：“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在“嘗到權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強嚴格有效的體制約束？今天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恐怕都要研究。
我建議圍繞“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以政府自身體制改革為重點。鑒於腐敗是當前群眾最關注、最痛恨的問題，其中最難的在於解決體制性腐敗，應將官員及親屬的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作為重點。自1883年世界誕生第一部財產申報法律以來，已有一百多個國家有此制度。中國在浦東等地也有試點，建議盡快推向全國，至少要有個明確的時間表。此外還有司法體制改革等。
媒體上說，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如果真是那樣，就要實事求是地正視它，而不要回避它。究竟力度如何，大家可以觀察。
文/常修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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