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改為‘決定性’，雖然只是兩個字的差別，但這是《決定》的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一樣，將對我國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布。就《決定》中的有關內容，記者採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成果集中在七個方面
記者：《決定》指出，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到2020年，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您認為，什麼是“決定性成果”？怎麼理解“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徐紹史：所謂“決定性成果”和“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主要是指《決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務基本完成，要求突破的關鍵性、核心性制度障礙基本破除，要求建立的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制度基本建立，已經建立的更加科學規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完善、成熟，更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記者：《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這主要基於哪些方面考慮？
徐紹史：我理解，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決定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經濟建設仍是全黨的中心工作。
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革任重道遠。
三是經濟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著“牛鼻子”的作用。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抓住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可以促進其他領域深層次矛盾的化解，促進其他領域改革的協同深化。
記者：在您看來，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取得哪些決定性成果？
徐紹史：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要取得的成果，集中在以下七個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更加鞏固，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明顯增強，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充分激發，混合所有制經濟積極發展﹔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基本形成﹔宏觀調控更加科學，政府治理更加有效﹔現代財政制度基本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
記者：《決定》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您怎麼理解？
徐紹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改為“決定性”，雖然只是兩個字的差別，但這是《決定》的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一樣，將對我國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這一提法抓住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對這一理論創新加以理解：一是
市場作用不僅是“量”的加強，更是“質”的提升。理論和實踐都証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強調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實際上是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的作用，進一步提高了市場發揮作用的分量。
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把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政府職能還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決定》對政府調控和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確政府要在大幅度減少對資源直接配置的同時，切實履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職責和作用，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准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
三是“兩個作用”有機統一、缺一不可。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不是對立關系，而應優勢互補、各揚所長、相輔相成。一方面，要從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發揮好“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記者：國家發展改革委肩負改革職責，如何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徐紹史：作為宏觀調控和經濟綜合部門，我們將全面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把握好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著力推進行政審批、投資體制、宏觀調控、價格改革等方面的改革。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是要堅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對於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企業能自主決定、行業組織能自律管理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讓市場優勝劣汰，由企業自負盈虧﹔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對於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事項，堅決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
為民間投資參與市場競爭進一步“鬆綁開路”
記者：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方面，國家發展改革委有哪些考慮？
徐紹史：一方面，要在面上推進投資體制改革。主要是抓好三件事：一是進一步減少和調整投資審批事項。嚴格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最大限度地縮小審批、核准和備案的范圍。二是進一步規范投資審批行為，把審批變成服務。對於確需審批、核准、備案的項目，進一步簡化手續、優化程序、在線運行、限時辦結，提高管理的科學化水平。三是要放活管好。堅持權力和責任同步下放、調控和監管同步強化，進一步規范審批、核准、備案方式，做到公開透明，加快建立縱橫協管的聯動機制，強化規劃的約束力，夯實信息化管理基礎。
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激活民間投資活力。繼續全面清理和修訂有關民間投資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強的市場准入規則，破除“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為民間投資參與市場競爭進一步“鬆綁開路”。企業投資項目，除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進一步明確和暢通民間投資進入重點行業領域途徑和渠道，創新投資方式，為民間投資進入提供多種選擇﹔盡快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符合產業導向、有利於轉型升級的項目，形成示范帶動效應﹔切實落實和完善對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改革方案，分類推進重點行業領域改革開放，為民間投資進入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國家發改委正在按照國務院“定目標、定事項、定責任、定時間、定結果”的要求，積極開展統籌協調、跟蹤落實，確保年底前進一步細化實化政策措施。
記者：在價格改革中，如何體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徐紹史：我們將繼續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進一步縮小政府定價范圍，減少政府定價項目，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將政府定價的商品和服務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同時加快健全科學合理的價格調控體系和公開透明的價格監管制度。概括起來，就是“減”、“建”、“保”。“減”就是，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堅決交給市場﹔暫時不具備放開條件的，要建立健全全面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的價格動態調整機制。“建”就是，建立有利於促進節能環保、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差別化價格政策體系，更好地發揮價格杠杆作用。“保”就是，按照“保基本、促公平”原則，完善居民生活階梯價格制度。
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將完善
記者：國家發改委如何落實《決定》關於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新要求？
徐紹史：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是涉及國家發改委的重點任務。我想，重點應該把握好三個方面。一是發揮好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的導向作用。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進一步強化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充分發揮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對政府公共預算安排、金融資本運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的綜合導向作用。
二是發揮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作用，並加強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的協調配合。要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各項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
三是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重點是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這樣做的目的是引導地方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上來。
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起草《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意見》。這個文件將就完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政策手段和決策實施機制，增強調控的科學性、針對性、有效性，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記者 林火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