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也是我們尋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源頭。長期以來，盡管相關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缺乏整體視野，甚至沒有一本專門著作。湖北大學中共創建史研究中心田子渝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以下簡稱《傳播史》）入選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並由學習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這是一本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進行全景式掃描的著作，其宏大的學術視野、扎實的史料和嚴謹的結論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傳播史》不局限於一人一事，而是著眼於全景式描述，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置於近代救亡運動的歷史進程中考察，從源頭上來論証、說明先進的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在近代救國救亡思潮演進過程中的必然性。在這樣一種視野之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的三種力量得以呈現，即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國民黨人士和其他進步知識分子。過去往往隻強調第一種力量的作用，忽視第二、三種力量的積極作用。《傳播史》提出三種力量通過各自的報刊雜志、團體活動，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都發揮了作用。為此，《傳播史》既評述研究了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書報雜志，如《新青年》《勞動界》《先驅》《向導》《共產黨》月刊等，也對諸如《星期評論》、《晨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做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這種整體性的學術視野，是過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研究中所少見的。
《傳播史》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努力挖掘新史料，對傳統觀點進行審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例如，《傳播史》指出五四時期第一個提到馬克思辯証法的是1919年7月18日至24日《晨報》副刊刊登的無譯者署名的譯文《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原著作者為堺利彥），而非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學時才首先傳播馬克思辯証法。1922年1月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刊登的《唯物史觀不是什麼？》（李漢俊）一文，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二章哲學部分的中文解讀本，詳細論証了唯物史觀是“辯証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論的觀察法”的“巧妙的結合”。1923年3月1日，《少年》第7號發表了石夫節譯，阿多那斯基（V.Adoralslay）著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幾個規律》，具體解讀了馬克思辯証法的五個規律。因此，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學執教時編《社會哲學概論》《現代社會學》《社會科學概念》講義，傳播馬克思辯証法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以上傳播的繼續，並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再如，《傳播史》挖掘出1919年9月7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的李漢俊譯作《今日之世界潮流》及所附“譯后短言”的新史料。在“譯后短言”中，李漢俊宣布自己是無產階級一分子，確有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打算。此外，《傳播史》還用四條史料，論証在1920年3月共產國際代表來華前，一些知識分子已經獨立思考在中國建黨的問題。一是李大釗1919年2月在報刊發表文章，明確表示“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李氏將團體對應的英文寫作“Party”）。二是1919年2月“若愚”發表《國際的革命》，高度贊揚“國際社會黨”，並“希望各國的國際社會黨及我們中國的國際社會黨，先將這國際的強權推倒，這就是我主張國際革命的意思”。三是戴季陶1920年元旦在《民國九年的工作》中，指出這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勞動者與革命的知識分子聯合，組織無產階級的大同盟。四是1920年1月29日，邵力子在《勞動團體與政黨》一文中指出：“勞動者應該盡國民監督政治的天職，勞動團體也可以有政治的活動，但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做一個大政黨。”圍繞李漢俊發表的“譯后短言”及其前后的這些史料，《傳播史》認為，李漢俊是明確提出建黨思想的第一人，並強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近代中國救亡救國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不是外來政治勢力進入的結果。
諸如此類的新觀點，《傳播史》中還有不少，如針對早期共產黨人與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論爭、對中共以“國民革命”取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提法等，《傳播史》都提出了新的見解。此外，《傳播史》還附有三百多張珍貴的原始圖片史料，其中四分之一是首次發表，彌足珍貴。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大學中共創建史研究中心長期聚焦這一領域，陸續獲得了5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2項教育部社科基金課題和3項湖北省社科基金課題，並推出一批學術論文與專著，《傳播史》即其代表。相信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該中心還將繼續向學界奉獻可喜的成果。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