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司法改革始終是中國法治建設最核心的問題。回顧過去，我國的司法改革如火如荼、從未停息，但是鮮有頂層設計的體制性變革。一是司法改革主要以“兩高”為發動者，而缺乏最高權力機關的統籌規劃﹔二是司法改革的對象，大多是現行體制框架內的制度性修補，而缺乏諸如司法權與行政權配置等體制架構上的調整﹔三是司法改革的過程多是行政化路徑，而缺乏法治化的遵循。因而，即便有法官袍、統一司法考試、收回死刑復核權等廣受好評的改革舉措，卻很難有真正的體制改革，而制約司法獨立與公正最關鍵的人事和財政體制，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進展。
任何一項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在方向不錯的前提下，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科學評估現有改革的成就與不足，不難發現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不得不尋求體制性的突破。這是因為：
其一，以往的司法改革舉措，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司法系統本身，難以超脫現有司法體制的局限。時至今日，體制內的增量改革已越發接近自身功能的極限，能夠修補的差不多都修補了，不能修補的問題多是體制性障礙，因而進入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中國的司法改革一直面臨著如何確保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的實現，如何提升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和信任，如何改善司法部門的社會形象，如何建立各種制度以避免正義質量的下降等任務。司法改革要回應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就不可能再繼續回避體制革新的“硬骨頭”。
其二，社會矛盾和公共輿論對司法體制改革的訴求日益高漲。司法是消除社會不平和不滿的常規性機制，進入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著更復雜的利益沖突和糾紛，由於司法改革進展較為緩慢，社會沖突的化解需求與司法功能的式微矛盾突出。應對這種激烈的社會矛盾，理論與實務界都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優良的司法體制，就很難確保司法系統能夠勝任轉型期內定分止爭的重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之后，所有的焦點都將投射或集中在司法改革上來。近年來一系列被輿論放大后成為影響性案件的個案，背后折射出民間對司法運作現實的不滿，以及對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訴求。推進司法改革的動因，表面上是民眾對司法信任度降低、司法行政化、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本質上則是現行司法還不能完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正義需求。因而，中國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司法體制的更新，以公正、權威而有效率的司法，來滿足人民的正義訴求。
其三，司法體制改革還被寄予了“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期待。不少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應當是司法體制改革。因為任何政治系統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過程，都不可缺少它的司法結構和功能。選擇司法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如何從根本上再造司法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和結構，實現憲法規定的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原則，並通過大幅提升司法機關的政治地位和憲法地位來樹立司法權威，關涉到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
不難看出，中國的司法體制改革已無退路。為此，《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重點從體制上開出了司法改革的藥方：針對司法地方化的弊病，推行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旨在將司法機關與地方政權脫鉤，切斷司法地方化的臍帶關聯。去年7月，歐洲司法委員會聯盟發布《歐洲司法改革與發展報告》，其中寫道：在任何形式的民主中，保持司法的獨立性都是至關重要的，而法院經費保障體制直接影響到司法部門的獨立性。這表明，一個獨立而不受干擾的優良司法系統，乃是法治國家最強有力的柱石，也是現代公民權利最值得信任的保障。而從人財物和管轄的環節上入手，逐漸將法院、檢察院從地方權力結構中拉出來，無疑是體制攻堅的重要一步。
針對司法行政化弊病，推行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嚴格落實獨任法官、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辦案責任。這旨在突破“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怪象，以法官審判權力的落實，實現審判的責任化和公正性。當然，與學術界的期待相比，這種內部的去行政化或許還有較大的改革空間﹔不過改革的方向則是毫無異議的，那便是逐漸強化審判的獨立性，以司法的職業化管理取代公務員式的行政束縛，最終在內部體制上構建起讓法官專心致志審判的職業保障。
當然也應當看到，無論是落實《決定》中的改革舉措，還是今后更深化的體制革新，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改革本身也須謹防被異化的危險。改革需要決心，也需要審慎的智慧，“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制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馬基雅維利語）。對此，改革的決策者與推行者，當有足夠的心理准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