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一直廣受關注，而在全會《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相繼公布后，一些外國媒體對全會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的動向十分敏感，自行進行各種解讀，有的媒體甚至一度以“小修小補的中國改革”為標題予以報道。如何理解全會文件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表述？這是學習理解三中全會文件的一個重點。
今天的政治體制改革因兩種內在動力而來，一個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另一個是黨的先進性需要推進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支撐。兩大動力都非偶然、暫時、階段性的，而是歷史的必然。所以，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想不想的問題，也非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隻能前進不能遲滯，更不能放棄。這早已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起來。當然，不管是中國的文化特征，還是現階段中國的社會心理，都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多做少說、小步快跑，而不是波瀾壯闊。
事實上，《決定》中強調的綜合性改革與相關改革都在為政治體制改革奠基。《決定》在涉及改革問題上強調“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還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都已經表明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及其內容與要求。與此同時，那些未直接表明但注定觸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同樣值得體會。例如，《決定》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這就意味著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借鑒，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又內含著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認定，二者結合就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點和走向;“明確事權”與“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同樣包含著權力的分配和分割。
從長遠來看，《決定》也已經為政治體制改革留出足夠空間。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不同，隻能自上而下，要有充分准備。從現實情況看，我們存在兩方面的准備不足，一個是理論准備不足，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是“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走這條道路實際上是摸了35年的石頭，“摸石頭”只是實踐積累不是理論完成，既然尚未完成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准備，政治體制改革也就缺少基礎。西方的政治體制建構實際上由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盧梭的“契約”理論、洛克的“三權分立”理論等作為理論支撐，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尚缺少類似的思想理論的支持。另一個是中央的權威尚需要建構的時間。推動重大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必會涉及利益集團，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央權威、領袖權威，保証在今后能啃硬骨頭。
現在看來，這種空間已經留下，並且理性而又具有可行性。《決定》提出，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一節點設定很值得關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整體判斷與節奏步驟的把握。再者，明確成立改革領導小組，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始由摸石頭進入“頂層設計”階段，意味著啃硬骨頭的能力正在不斷增強，這恰是政治體制改革有異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大特點。▲(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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