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深化經濟改革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系統性、整體性的謀劃十分必要，但綜觀改革歷史就會發現，凡體制、制度的真正進步，都是在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有所突破而獲得的。如果改革設計總是追求面面俱到，改革過程遇事都必須以整體推進為條件，那就很可能最后出現：什麼改革問題都想到了，什麼改革道理都講透了，但什麼實質問題都沒有解決，真正的體制、制度進步沒有出現，一切還在原地踏步。
從執政黨綱領的最高層面看，有三次重要理論突破，對於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概念。把當時理論界的一個主流經濟改革思維，也是最需要打破計劃體制的禁區，作為執政黨的一個基本認識肯定下來。這一下就把商品經濟的大門打開了，隨之而來，發展商品經濟所需要的價格放開（開始是雙軌制）、市場競爭、企業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問題，也開始了全面的探索、實踐。
第二次是1987年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命題，並提出這個市場體系的基本機制就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還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還有大量爭議的生產資料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和發行債券、股票等改革問題，統統劃入應當合理利用的范圍。這幾乎可以稱為是“革命性的突破”，一下子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理念、思路和實踐水准，都大大提升了一步。
第三次是1994年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方針，堪稱具有裡程碑的意義。這裡的一個背景，就是1990年代初期出現了質疑市場改革的思潮，人心動蕩，鄧小平南巡講話重申十三大改革思路，力排非議，之后中央決策層審時度勢，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旗幟鮮明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此鄧小平曾有一個評語，說這是一個份量很重的提法。由此開始，市場化改革可以說具有了“法定意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再僅僅是知識界討論的改革議題，而且成為執政黨的綱領性改革方針。
從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過程看，也有三個重要的改革突破，具有啟動改革全局的意義，全面推進了改革的發展、深化。
一個是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這是農村土地所有制關系的第一次重大變革，把土地產權的經營收益權歸還農民。這個變革創造了一個“奇跡”，居然把中國歷史上從來無解的吃飯問題徹底解決了。之后，才出現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提高和農村人力的解放，以及繼之出現鄉鎮企業大發展，進而又帶動了城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
另一個是1980年代中期的開放特區和實施沿海對外開放。這也是一個破天荒的改革舉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裡劃出幾個地方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制度，建立一批‘三資企業’，這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經濟體制的國際示范和實証比較，正是在此強烈的示范效應和比較激勵下，大批私營企業迅速建立起來，大量政府管制的經濟領域對多種所有制企業開放，城鄉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格局形成。
再一個就是1980年代中期學術界最先探討，后來被中央決策機構肯定下來的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意義非凡，首先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的重新理解，為馬克思的公有制原理和社會主義道路開拓了新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為經濟改革最大難題——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找到了一條符合市場規范的路徑，沿此方向，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國企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政府國有資本控股管理等等，才可能成為一系列不斷深入進行的改革課題。
中國市場經濟模式的發展現狀，既有歷史合理性因素，也有十分明顯的發展局限性，需要進行深度改造和體制創新。
改革開放 30多年，同發展過程相適應，我們已經建立起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這是一個內涵十分復雜的市場體制：既有競爭性市場活動，又有強勢政府干預﹔既有大量民營經濟和多種所有制並存，又絕不放棄國家經濟和國有企業為體現的公有制主導。特別是各級政府在掌控資源配置和干預市場活動方面，有著相當權威，規模巨大的國有企業群實力雄厚，在許多領域佔據絕對壟斷地位。
在中國改革開放掀起大規模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高潮時期，這種中國特色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有自己存在的道理，但隨著發展方式演進和改革深化，問題和矛盾開始大量出現。這裡最值得研究之處就是：政府行政干預經濟的狀況，不是逐步趨於弱化而是在很多方面有趨於強化的傾向﹔具有政府行政背景的國有經濟部門的壟斷力量，不是逐步弱化而是在很多領域趨於強化，並向更多經濟部門大力擴張。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力量雖然也在積極成長，但發展環境的難題越積越多，發展成長的制度改善越來越難見成效，發展力量的對比強弱顯見。
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在兩個重要方面有所突破，一是重構市場主體結構，二是加快政府改革，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
當下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市場主體結構過度傾斜：發展強勢的國有企業體系和相對弱勢的民營企業體系很不對稱，大企業的發展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很不對稱，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規范和制約壟斷特別是政府行政性壟斷、基礎產業部門放低進入門坎、金融行業允許民營資本參與競爭等方面，有重要的改革突破。
這裡一個繞不過去的事情，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我認為改革的思路不是“國退民進”，而是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可行而有效的辦法，就是“國有企業主體功能回歸”。在一定發展時期，國有企業在涉及戰略發展、國家安全和基礎前沿等重要領域發揮作用，是有意義的，但決不能隨意超越職能邊界到任意可以贏利的行業中賺錢，例如搞房地產大發其財。必須強調國有企業的主體功能回歸，把非本位職能的大量商業領域讓出來，放給民營企業和市場競爭。這樣其他改革才有基本條件。
我始終有一個觀點，政府的改革，無論是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還是轉變政府管理方式，都主要不是理論認識和政策設計方面的問題，而是政府理性的問題。這些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求政府的主體職能從大量涉及資源配置的利益和權力的格局中脫離出來，轉向公共服務，這無論對哪級政府，都是非常痛苦的過程。沒有執政黨的理性、勇氣和決心，任何政府改革都隻能以政府利益最小化損失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