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深化改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身處改革開放前沿的浙江，如何貫徹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進一步深化改革？近日，本報記者採訪了浙江省省長李強。
改革是最大紅利，也是浙江活力之源
記者：對浙江發展而言，改革到底意味著什麼？一年來，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的思路是什麼？
李強：習總書記指出，中國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因此，必須高舉改革的旗幟，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務實地深入推進各項改革。歷史已經証明，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也是浙江富民強省的最大紅利。改革，為浙江過去發展確立了先發優勢，也始終是浙江民間活力的源泉，是區域發展的根本動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浙江抓住歷史機遇，堅持市場改革取向，率先鼓勵千百萬農民闖市場，率先放手發展個私經濟，率先推行產權制度改革，贏得了體制機制優勢，使浙江從一個資源小省發展成為經濟大省。總結這個歷史經驗，最基本的結論是，浙江 30多年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改革。浙江依靠廣大干部群眾敢為人先、大膽探索的首創精神，依靠各級政府開明開放、放手發展的務實作風，依靠不斷激發民間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贏得了發展的優勢，取得了改革的紅利。今天，浙江老百姓依然是全國最富有的群體之一，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已經分別連續28年和12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因此，改革，是浙江 30多年快速發展的最大法寶﹔民富，是浙江目前重要的比較優勢。
當前，浙江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改革仍然是解決浙江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之舉。這些年來，全國各地的改革力度在加大，而浙江在“深水區”艱苦探索，體制機制的先發優勢在逐漸弱化，長期積累的素質性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依然突出，過多依賴低層次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過多依賴傳統市場及營銷方式的傳統發展模式沒有根本改變，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尚未形成。要解決當前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還是要依靠改革去激發市場活力，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釋放城市化的潛力，集聚打造浙江經濟升級版、社會發展升級版的合力。
正因如此，今年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謀劃浙江改革路線圖，進一步明確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推進時序。
為民守住“三條底線”，謀劃“改革路線圖”
記者：浙江改革路線圖是怎樣的？新一輪改革的重點領域又是什麼？
李強：新一輪的改革，必須把握好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的關系，既要選擇能牽一發動全身的關鍵點先行突破，又要以點帶面，推動全局，增強改革的系統性、綜合性和配套性﹔必須把握好系統設計與群眾首創的關系，既要堅持黨的領導、政府主導，強化總體規劃、系統設計，又要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強化上下聯動，共享改革紅利﹔必須把握好先行先試與依法依規的關系，既要在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依法辦事，又要大膽突破，加快修訂一些不合時宜的地方法規﹔必須把握好放權與簡政的關系，既要深化行政制度改革，下放或取消一批審批事項和管理權限，又要優化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浙江新一輪發展改革的路線圖，就是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就是以這項改革起步，通過簡政放權，凡是市場能有效調節的就交給市場，凡是社會能有效治理的就交給社會，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就是要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撬動要素配置改革，再延伸至產業發展機制改革、城鄉體制改革以及社會領域的改革。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就是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機構設置，把該放的權力放到位，把該管的事管到位。最終能夠全面激發民間活力，再創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新優勢。
我認為，改革的終極目標是惠民。浙江改革發展成敗的標志就是5477萬浙江人是否真正成為受益者。因此，我們還需要牢牢把握住三條底線：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百姓增收，就是要守住民生的底線，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要確保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繼續保持全國領先。藏富於民是浙江的優勢，“省強民不富”絕不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生態良好，就是要守住環境的底線，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生態環境不能惡化。習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要處理好“兩座山”的關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社會平安，就是要守住穩定的底線，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社會治安不能惡化。要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確保浙江老百姓過上既富足又安寧的生活。深入推進審批制度改革
記者：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的用意是什麼？
李強：1999年以來，浙江省級層面先后進行了三輪大的審批制度改革，削減了2/3以上的審批項目，在全國率先建立了行政審批服務中心，對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不高、管理不規范等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權責不一致的問題依然突出。本屆省政府組成以后，第一項工作就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著力減少審批部門、審批事項、審批環節、審批時間。
首先，進一步減少審批事項、環節、前置條件和層級，真正做到能不批的就不批。按照“重心下移、權責一致”原則，推動“真放權、放實權”，除國家法律法規有明確要求的，企業投資項目原則上不再審批，政府投資項目通過聯合審批減少環節，做到“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真正確立企業和自然人的投資主體地位。
其次，制定詳細服務規范和標准，真正做到能簡便的就簡便。優化審批流程，以“聯審聯辦、方便快捷”為核心，編制審批項目流程圖，全面推行聯合圖審、聯合踏勘、聯合驗收、多証聯辦，全面推行審批超時默認制、聯合審批缺席默認制、現場勘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力爭快審快批，盡快辦結，確保總的審批時限有較大幅度的縮短。
再次，建立完善一系列長效的治理機制。針對企業和基層反映的審批中介機構服務時間長、收費標准高、責任不擔當等問題，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重點是切斷部門與中介機構的利益鏈，制訂准入標准，明確需要提供服務的環節和項目、收費標准和依據，實現優勝劣汰。
統籌“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
記者：我注意到您反復提到一個關鍵詞——撬動，一系列撬動的效應將如何產生？
李強：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只是一個切入點，還必須以此撬動要素配置改革、產業發展機制改革、城鄉體制改革以及社會領域的改革，才能充分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目前，浙江在著力推進各項國家級改革試點的同時，選擇海寧市、平湖市、德清縣、開化縣開展相關試點，總的思路是先試后推，成熟一個，推開一個。
通過要素配置綜合改革，切實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核心是推進資源要素配置市場化，建立競爭性要素配置機制，提高資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一是推進土地要素配置改革，樹立“畝產論英雄”理念，根據單位土地產出率配置建設用地，用地指標向畝產水平高的市縣傾斜，激勵各地加大低效建設用地二次開發力度，提高單位土地產出率。二是推進能源要素配置改革，強化能耗和能源消費總量“雙控”管理，推行分時電價、居民階梯式電價、企業差別式電價等舉措，研究支持新能源利用的政策舉措。三是推進環境資源配置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生態補償和獎懲機制。四是推進水資源配置改革，建立健全水權制度，健全居民生活用水階梯式水價、企業用水超計劃累進加價等制度，促進水資源節約利用。五是推進金融要素配置改革，推動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大產業對接、銀行大資本與小企業對接、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對接，建立有效的對接機制，破解浙江民資豐厚但中小企業融資難、民間資金投資難等突出問題。
通過產業發展機制改革，切實推進創新驅動發展。近年來，浙江雖然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取得了重要進展，但產業層次低、產品附加值低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必須加快推進產業發展機制改革，促進產業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構筑產業競爭新優勢。一是完善新興產業培育和傳統產業提升機制。重點是加快推進“騰籠換鳥”“機器換人”“空間換地”“電商換市”工程，培育一批名企名品名家。建立健全“騰籠換鳥”的機制，以節能降耗、清潔減排、循環利用為重點，全面提高落后產能企業和項目使用能源、資源、環境、土地的成本，倒逼和激勵企業轉型升級。建立健全推進“機器換人”的機制，完善落實設備購置增值稅抵扣、進口設備和關鍵零部件及原材料免稅、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切實提高勞動生產率。建立推進“空間換地”的機制，加強土地利用計劃管理，嚴格控制新增建設用地總量，嚴格執行經營性用地招拍挂出讓制度，提高新增建設項目用地准入門檻，推進調整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試點，鼓勵通過廠房加層、利用地下空間等途徑提高用地投資強度和利用效率。建立健全“電商換市”的機制，加大電子商務服務業支持力度，建立健全電商綜合服務體系，加快電子商務誠信平台建設，推動企業加快發展電子商務。建立名牌名品開發和知識產權保護相結合的體制機制，全面提升“浙江制造”品牌形象。二是完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健全政府科技投入機制和績效評價機制，推進科技創新平台規劃建設，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立新型科技成果和創新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完善知識產權創造、運用、服務、保護體系。
三是創新產業集聚區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強化投資強度、單位用地產出等項目准入，加強產業發展平台建設，推動集聚區積極創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
通過城鄉體制改革，努力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新型城市化，是200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浙江僅有10萬平方公裡土地，5400多萬常住人口，我們設想把全省當作一座大城市來規劃布局、整合資源，加快推進主體功能區戰略。目前，深化城鄉體制改革，要著力解決能進城的農民不願進城、想進城的農民進不了城的問題，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深化城鄉體制改革，一是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落實和保障農民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村集體經濟權益等財產權利，引導農民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探索建立宅基地使用權退出、置換機制，推進農村村級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使農民放心安心進城。二是建立健全農民進城落戶的體制機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解決好農民進城后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問題，使農民進城“進得去、留得住”。三是抓好新型城市化的平台載體建設。重點是抓兩頭：一頭抓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四個都市區發展，提升中心城市集聚輻射能力，使都市區成為城市化的重要發展形態和區域經濟的增長極﹔一頭抓中心鎮建設，使這些中心鎮成為集聚和提升產業的重要載體、承接農民轉移的主要平台、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節點。
通過社會領域體制改革，引入民資惠及民生。社會領域改革，既涉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又事關社會和諧穩定，必須堅持立足於基本國情，既要盡力而為，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基本公共服務，又量力而行，不做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對浙江來說，最為關鍵的就是通過改革促進開放，讓浙江豐厚的民資能進入各個社會服務領域，真正通過民資的進入做大現代服務業的蛋糕，使廣大老百姓成為受益者。
轉變政府職能，激發浙江民間活力
記者：政府作為改革的推動力量，自身如何改革？
李強：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這是政府自身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優化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科學界定政府層級管理職能，推動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定位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第三步還要健全科學化民主化行政決策機制，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推動行政運行機制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
首先是創新政府管理，建設效能政府。一方面，要鞏固和擴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果。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政府從劃船向掌舵轉變。另一方面，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在橫向上，按照分工合理、權責一致的要求，理順同級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職責關系，著力解決部門職責交叉、關系不順的問題﹔在縱向上，完善各層級職能配置，鼓勵市縣根據實際整合優化組織結構，探索實行大部門體制，增強市、縣政府公共服務的能力。同時，要完善政府績效管理。強化效率導向，全面推行服務承諾、首問負責、限時辦結等制度，健全工作責任體系和激勵考評機制，嚴格行政問責。
其次是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一要健全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運行機制。完善行政決策機制，改革行政執法體制，強化行政運行監督，提高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促進規范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確保嚴格依照法定權限行使權力。二要完善行政權力公開運行機制。深化政務公開，暢通政府與公眾互動渠道，切實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不斷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三要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大力推進預算決算公開，嚴格控制一般行政性支出，積極推進公務消費、公務用車改革，懲治和預防腐敗。
再次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我的理解，現代的政府應該是既有限又有效。所謂有限，它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所謂有效，它是辦事有效率，提供公共產品是低成本的，這是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的關鍵。要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導支持和保障，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職能。同時，要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和社會管理方式。理順政府與中介組織、行業組織的關系，積極培育中介組織和行業組織，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范圍和力度，推動政府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務的合力。
我很喜歡說一句話，“群眾是真正的智者”。改革開放 30多年的實踐証明，浙江經濟是老百姓經濟，浙江最大的特色是民營經濟，浙江的今天是靠老百姓創造的。浙江的地上地下都沒有太多的資源，改革開放，浙江人把自身變成了資源，這是最值得自豪的。作為政府，當前要通過深化改革，更加尊重老百姓的創造，更加尊重市場的力量，進一步激發民間活力，讓浙江人經濟與浙江經濟一同轉型升級，實現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可以相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借著中央深化改革的東風，浙江人能夠在改革開放的路上“再出發”，再創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