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將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並作出總體部署。改革面對的問題、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是什麼？就這些話題，記者對話了全程參與中國30年來改革決策咨詢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總體部署”不等於四面出擊
求知：再過幾天，我們就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將推出綜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為什麼非總體部署不可？
吳敬璉：去年的中共十八大把重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放到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整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十八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是要推出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整體方案。
這些年來雙重體制膠著對峙，原有利益格局有所固化。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動，突破目前的利益格局限制。在當前這樣矛盾糾纏在一起、你又不能夠四面出擊的情況下，怎麼來篩選，怎麼來安排，這是一個很復雜艱巨的工作，顯然需要統籌和部署。
求知：你是整體改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前一段時間你提出需要一個“最小一攬子”總體改革方案，為什麼要“最小”？
吳敬璉：改革必須弄清楚要改什麼。對於現有體制在哪些方面需要進行改革，社會上已經有基本共識。可是現在面臨的問題堆積如山，要進行的改革千頭萬緒，決不能事無巨細，四面出擊。這樣，就必須通過認真研究，篩選出一組相互關系密切、又具有關鍵性的改革項目，形成所謂“最小一攬子”的總體改革方案。
求知：您覺得新一輪總體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吳敬璉：在我看來，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座談會提出的六個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中間第一個，也就是怎麼來建立一個統一、開放，同時又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求知：為什麼您這樣認為？
吳敬璉：市場經濟是經濟繁榮的必由之路。它要求競爭性市場在有效配置資源和形成激勵兼容機制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而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最主要的缺陷，在於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干預和國有大企業的行政壟斷，壓制了獨立自主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技術創新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使市場失去了競爭的性質，難於發揮其有效配置資源和建立兼容激勵機制的作用。
求知：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什麼？
吳敬璉：在我看來，核心目標就是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統一開放的競爭性市場體系，使商品、服務、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市場都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上，進行平等有序的競爭。
現在還是“半市場經濟”
求知：改革再出發，背景是什麼？
吳敬璉：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模式﹔經過深入的研討和准備，1993年，也就是20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進行了整體部署。經過這一輪改革，我們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本世紀初中國經濟崛起的制度基礎。
但是，中國改革始終存在一個“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消長問題。現有的體制帶有沉重的舊體制遺產，就是命令經濟體制的一些遺產。這突出表現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在很多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政府(而不是競爭性市場)仍然起了配置資源的主導性作用。各級官員存在GDP崇拜，動用權力管了一些不應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很多該管的事情又沒有管起來。
這就造成了我們經濟兩個大的問題，一個問題是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始終轉不過來，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達到驚人的程度，依靠海量投資支持增長越來越困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尋租變得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造成了許許多多經濟和社會矛盾，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明顯降低。
求知：你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過來的根本原因是體制性障礙？
吳敬璉：是的。2004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學界有過一場關於重化工業化還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大討論。我參加了當時的討論，研究結果寫成了一本《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刻不容緩。同時指出來，深化改革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最近這本書出了新版，就是因為問題雖然早就提了出來，這幾年，政府不斷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經濟發展方式，但實際上成效甚微，情況甚至還在惡化。經濟學家最近的幾項研究都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實際上有所惡化，而不是有所改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賓塞教授很贊賞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戰略。但他問了一個問題，說你們的規劃很好，但幾年過去，為什麼什麼也沒有發生？我想，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體制。因為體制改革缺乏實質性進展，一套能夠有效發揮競爭性市場配置資源、提高效率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結果，主要依賴投資而不是效率提高來拉動增長，投資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使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扭轉過來。這又進一步導致了多方面的后果。不加快全面改革，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很多經濟社會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求知：中國現在還不算市場經濟？
吳敬璉：剛才說了，我們始終存在一個“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雙層體制消長的問題。
求知：腐敗與雙重體制並存有沒有關系呢？
吳敬璉：腐敗的基本原因是利用公權力追逐利潤的機會太多。由於雙重體制並存，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雙重體制並存，導致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
投資驅動給中國帶來巨大風險
求知：你認為中國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什麼？
吳敬璉：有些人不把中國經濟的茁壯成長歸因於改革開放，卻把它歸因於“強勢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超強權力。於是在“半市場、半統制”的體制中，各級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統制不但沒有削弱，相反還不斷增強。我們應當明確，強勢政府不是中國成功的根源，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
求知：何以見得政府主導並非好事呢？
吳敬璉：現在，強政府、大國企和海量投資營造高速增長等亮麗政績付出的高額成本和產生的消極后果正在顯現。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造成的最嚴重后果，是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導致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
求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不斷，如果沒有政府主導的強勢投資，中國的高增長是不是難以為繼？
吳敬璉：宏觀經濟每次出現這類問題，慣常的辦法是採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當時把經濟拉起來，隻維持了不到一年，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5個季度下降。這些投資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報率很低、甚至沒有回報的，還出現了一些所謂“死城”、“鬼城”。有三個經濟學家分別研究了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結果都發現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杠杆率迅速提高，在中長期存在危險。這些都清楚地表明，舊的增長模式和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
求知：那怎麼辦呢？
吳敬璉：既然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要轉變發展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資在整個增長中的貢獻，要提高效率，或者技術進步。要提高效率，就要充分發揮競爭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使企業不得不通過活躍的創新來得到利潤。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正是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才造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而不是一個“強勢政府”的干預帶來了奇跡。政府不應該管的，就不要去管。
求知：你反對政府補貼科技創新、扶持企業做大做強？
吳敬璉：政府這幾年又在大力補貼技術創新，但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科學需要通過強化科學共同體的功能，技術創新需要競爭性市場來獎勵和淘汰。政府有什麼本事判斷哪一種技術是有前途的呢？我一些年前到一個省調查的時候，就發現從省裡一直到縣裡，都有要扶植的企業名單，這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競爭的基本原則。
求知：你覺得應當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吳敬璉：李克強總理講過嘛，“市場能夠干的事情應該由市場去管，社會能夠干的事情應該由社會去管，政府去辦他應該辦的事情，總體來說，政府管的事情是提供公共品”。政府工作重點，要轉移到需要深化改革，建立和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規則，提供私人不願意或不能夠給以充足供應的物品方面。
不改革國有經濟，整體效率難以提升
求知：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具體怎麼做呢？
吳敬璉：現在看起來有幾件事情一定要做，第一就是完善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第二要放開各類資源的價格，第三要反壟斷，強化競爭，第四要實現司法公正和完善的執法監管。
求知：完善產權制度要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吳敬璉：首先，要明晰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基礎。比如說討論很多的土地產權問題。明確了土地產權，就可以來改變各級政府壟斷征地的體制，在土地確權和賦權的基礎上，建設全國統一的土地流轉市場。其次，要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清理，確保“不同所有制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
求知：強化競爭主要指什麼？
吳敬璉：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法，消除目前嚴重妨礙市場有效運作的行政性壟斷﹔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定政府職能邊界，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禁止各級政府介入營利性經營活動﹔打破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
求知：國企還要不要改革、怎麼改？
吳敬璉：近些年來，很多國有企業不但繼續保持行政壟斷的地位，而且得到國有銀行的大量貸款支持，迅速擴張。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於民營企業呢？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大量實証分析，都給出了否定性結論。
不改革國有經濟，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難以得到提升。我們要按照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決定，進一步深化改革，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和競爭性領域。沒有退出的國有企業，也要按照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求，切實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層的制衡結構。
重啟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求知：很多人說過去10年改革推而不動，你同意嗎？
吳敬璉：21世紀以來，確實存在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十八大前，曾經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有很對立的意見。
求知：但你又說改革已有共識？
吳敬璉：我認為，改革共識已經形成，這個共識就是：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除非重啟改革，別無他路。
從微觀經濟來說，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效率降低，產能過剩，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從宏觀經濟來說就是消費需求不足，貨幣超發，國家資產負債表惡化，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宏觀經濟政策進退兩難，既不能鬆也不能緊。
要應對這種復雜局面，隻要稍微有遠見的人都會看到，不改革就是鄧小平1992年說的死路一條。隻有通過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繁榮。
求知：你認為全面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吳敬鏈：鄧小平1986年講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即使隻從建立統一開放的競爭性市場體系來說，也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切實推進法治國家建設，保証所有的經濟主體都在公平、公正、公開的規則下競爭。其中，獨立的司法審判又是非常薄弱的一個環節，需要切實加強。
求知：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推出的全面改革，你有什麼期待？
吳敬璉：現在經濟社會矛盾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中國不能夠出錯。我當然希望這次全會通過一個方向正確又切實可行的全面改革路線圖，然后希望克服阻力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我們每個人也要意識到，我們不是旁觀者，需要積極參與到深化改革的實踐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