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城鎮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合理的城鎮化戰略能夠有力地推動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過去30多年來，中國城鎮化已有了快速發展，中國政府也將城鎮化戰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世界最發達經濟體的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城鎮化戰略？中國城鎮化將會遇到哪些挑戰與風險？中國又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美國著名漢學家、梁漱溟研究第一人及長期關注中國城鎮化建設的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艾愷。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城鎮化這一戰略？
艾愷：從理論上來看，城鎮化是極佳的戰略，不但能使鄉村居民獲益，也對中國整體經濟有所幫助﹔而靠信貸與出口獲得增長的經濟結構，也有必要轉型為以內需消費為主要動力的結構。城市環境會促進消費是舉世皆然的事，這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在中國，老百姓“傳統”的策略總是多儲蓄少消費。城鎮化將會帶來巨大數額的消費與投資需求，增加工作機會，使農民致富，使一般人受益。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飛速發展，農民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非但沒有拉近，反而更加擴大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城鎮化戰略這一新的計劃，可望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分水嶺之一。中國政府傳統上總是在設法限制城市的規模。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各大城市人口暴增，政府為此發起一波波運動，將城市青年遷移到鄉村。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中國的城市人口再度暴增，大量鄉村勞工移居大城市（以及富裕且工業化的地區）。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應歸功於這些移民，但大量農民移民也帶來了許多問題。
李克強總理強調“健全”的城鎮化，在我看來，這點確實至關重要。我想中國政府當務之急應該是將城市邊緣社區重建起來，改善中小城鎮基礎設施，使農村人口得以移居該處，並向他們提供合適的社會福利、教育、住房等等，這樣才能確實創造出“更健全”的城鎮化環境。
記者：中國在推動城鎮化進程中會遇到哪些問題與風險？您認為中國政府應如何應對這些問題與風險？
艾愷：中國城鎮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來勢洶洶。首先，中國的戶籍制度必須全面改革，但多方政治與社會勢力的交錯使之成為最困難也最關鍵的問題。戶籍改革所需的經費該如何籌措？地方政府可能會希望依賴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可能也會希望地方政府能承擔主要的支出。同時，城市新移民的醫療保險、教育與社會福利也將會是一筆龐大的財政負擔。根據我的理解，李克強總理傾向於如何滿足農村居民需求的中小型城鎮的增長。我認為這非常明智，因為這將使全國人口的分布更加均勻，或許能促進地方產業的增長以吸引鄉村人口回流。也就是說，推行城鎮化的過程中，將更強調“鎮化”而非“城化”。此外，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城鎮化能使部分仍然從事農業的人口繼續住在農耕地點。促進並加速中小城鎮的增長似乎是城鎮化計劃得以成功的關鍵。當然，中國各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長必須獲得控制，工業與人口過度集中的趨勢也必須緩和下來。
其次，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小城鎮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遠不如大城市，大城市的生活更舒適也更多彩多姿。如何增加中小城鎮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也會是一個難題，而確保城鎮能源供應也會成為棘手問題。都市地帶與工業的基礎前提是充足的電力與合理的電價。中國已著手增加能源的供應與增加能源的多樣性，但城鎮化最終將造成電力需求的巨大增長。中國的煤炭產量確實巨大，但如果找不到成本合理的辦法減少碳排放量，增加燃煤隻會使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更加惡化。
最后，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可能會面臨社區群體倫理道德，這或許會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都市化，尤其是公寓高樓的林立，造成了陌生疏離的社會，缺少人人遵奉的道德倫理紐帶來維系群體，當然這種現象舉世皆然。過去的都市化已對中國的社會道德產生了一定的破壞。當鄉村的年輕勞動力外移到城市，留下的是破碎的家庭、被遺棄的兒童與老人。在此我必須援引梁漱溟的農村復興計劃，除了將現代都市的好處帶進鄉村外，該計劃的目標就是在農村與小鎮樹立道德倫理的群體感，藉以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彌補都市化帶來的缺憾。（記者 王傳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