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瑛(時任浙江省委書記):
正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一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因為這樣,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成為中共歷史上的轉折點。
12月2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次日,我回到杭州。在北京的這四十多天,我感覺經歷的就像戰爭年代一樣,是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大決戰。
——摘編自《歷史轉折:1977—1978》
王恩茂(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
細細想來,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最先是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上,但剛推行不久,就被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運動打斷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撥亂反正工作受到嚴重阻礙,給人們帶來深重的憂慮。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下,我們黨實現了工作中心的轉移。
一種被解放的狂喜,一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督促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從未感覺到自己當時已是65歲的人了。
——摘編自《歷史轉折:1977—1978》
蕭勁光(時任海軍司令員):
使我感到十分興奮的是,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使我感到十分興奮的還有一點,就是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從1979年開始,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我感到全會是務實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從此,結束了兩年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摘編自《歷史轉折:1977—1978》
於光遠(時任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
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會開始。全會沒有舉行開幕式,18日當天閱讀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的講話,不再有什麼主題報告。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三位中央領導發言的內容來看,鄧小平的講話由於他的地位和他這一講話的內容講的是黨的全面的路線任務方針政策和組織問題,出席者都知道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全會的主題報告。
最后一天就是大會。首先通過關於增補中央委員的決定,然后通過《公報》。在增補前三中全會上正式列席人員還沒有表決權,而通過《公報》和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時他們就有表決權了。選舉結果,候選名單上100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並選出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黃克誠,還有11位副書記。陳雲當選后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摘編自《歷史轉折:1977—1978》
朱佳木(時任胡喬木秘書):
通過親身經歷,我感到這兩次會議有三大特點:
一是議題中途發生違反主持人意願的改變。中央工作會議原來宣布有三個議題,都是有關經濟問題的。然而,與會的絕大多數代表實際上主要討論的是一些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真理標准討論中暴露的問題和中央人事調整問題,並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召開三中全會,最初的動議也只是為成立中紀委,而實際上卻變成了確認工作會議的成果,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並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
二是持續時間長。開始時宣布中央工作會議准備開20多天,結果,實際開了36天。因為工作會議討論得相當充分,全會主要是履行手續,但仍然比原定3天延長了2天。這樣,兩個會共41天。
三是氣氛熱烈、活潑,真正做到了代表暢所欲言,簡報有聞必錄。會議開始時還有扣發簡報等壓制民主的情況,但這種情況很快就被打破,越往后越活躍,大家的興趣也越大。
——摘編自《黨的文獻》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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