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說的出土文獻，是和傳世文獻相對而言的，主要是指經發掘出土的先秦秦漢文字材料，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簡帛等。在國際漢學研究史中，出土文獻的研究是起步比較晚的。雖然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1900年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第一次發掘了古代簡牘，不過考慮到1898年中國學者王懿榮已經發現了甲骨文，而對斯坦因發現的古代簡牘展開真正研究的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因此說近代國際漢學中出土文獻的研究是在中西互動下展開的，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與中國境內的出土文獻研究相伴隨，並且長期互動發展，是西方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突出特征。芝加哥大學的漢學研究很能說明這一點。1932年，美國學者顧立雅（Herrlee G. Creel）來到中國向王襄學習古文字，同時參觀正在進行的小屯發掘工作，不久出版了名著《中國的誕辰》（The Birth of China）。1936年，顧立雅回到芝加哥大學擔任中國古代史教授。40年代，陳夢家和董作賓先后到芝加哥大學訪問講學。錢存訓也來到這裡，擔任東亞圖書館館長，同時跟隨顧立雅攻讀博士學位，完成學位論文《書於簡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從1930年代起，歷經10余年的建設，芝加哥大學成為了西方漢學特別是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重鎮。
國際漢學中出土文獻研究的這個特點，是由出土文獻的性質決定的。中國的出土文獻，出土在中國境內，一般由境內披露，加之用古文字書寫，釋讀難度大，西方學者要進行研究，通常必須借助一個可靠的、便於利用的文本。可以說，西方學者在原始資料和研究基礎上具有前提性的依賴。大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的中國出土文獻研究，在研究的范圍和研究規模上，長期難以取得大的突破。
1970年代以后，由於新的甲骨文、金文和玉石文字資料的出土、刊布，特別是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1972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代簡牘帛書（1973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1975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1977年）的出土，不僅在國內引起了研究的熱潮，在國外也引起了高度關注。從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漢學界圍繞甲骨文、金文、侯馬盟書以及秦漢簡帛中的道家文獻、法律文獻、行政文書、日書的研究涌現出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由於湖北荊門包山簡、郭店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陸續問世，學術界迎來了所謂“簡帛時代”。這些戰國時期的竹簡，除了少量的官、私文書外，多為先秦時代的經、史、子類古書，對研究古代的哲學思想、歷史文化以及古文獻、古文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學術價值，激發了中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在新材料的催生下，西方的出土文獻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這有兩個顯著的標志，一是成立了專門的研究組織。日本在1995年成立了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會員有200多位。歐洲在2000年成立了歐洲寫本協會（EASCM），有50多位會員。這些學會的誕生，因應了研究個體的需求，是出土文獻研究隊伍集約化的表現。另一個標志是出版了具有教材性質的權威著作。這類著作日本韓國都有，而最有名的是美國學者夏含夷教授聯合歐美幾位學者編撰，於1997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新史料：閱讀銘文與寫本的指南》（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這本書分八章，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出土文獻各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為學習者進入這一領域提供了便捷的門徑。該書中文版今年已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李學勤先生定名為《中國古文字學導論》。據悉，普林斯頓大學的德裔學者柯馬丁（Martin Kern）目前正在跟瑞士蘇黎世大學的畢鶚（Wolfgang Behr）和牛津大學的麥笛（Dirk Meyer）一起編輯一本類似的出土文獻工具書，書名翻成中文是《早期中國手寫文獻：文本、背景及方法論》（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Contexts,Methods），這本書以簡帛為主要研究對象，撰稿人基本上是歐洲學者。由於側重點不同，加之歐美學者在學術文化、學科歷史、語言及使用這些語言表達自己觀點的方式以及處理研究對象的方式之間存在差別，因而這本書肯定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很值得大家期待。
國際漢學中出土文獻的研究，首先是把文物上的古漢語文獻翻譯成外文，實現語言之間的轉換，然后才是從哲學、歷史學、語文學、語言學等角度展開專門研究。文字厘定、文本整理是翻譯和研究的基礎，除漢字文化圈的學者外，以往主要依賴中國學者。現在的狀況已經有了一些改觀，年輕學者像美國郡禮大學的顧史考（Scott Cook）和堪薩斯大學的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麥裡筱（Chrystelle Maréchal）等在古文字方面有較深的修養，文字研究的成果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普林斯頓大學的柯馬丁（Martin Kern）、海德堡大學的紀安諾（Enno Giele）和科羅拉多大學的李孟濤（Matthias Richter）等十分重視對出土文獻文本本身的整理研究，如文本的書寫和結構、口頭傳播的影響等，這在過去也是很罕見的。這些直面本體基礎的研究表明，在哲學思想、歷史文化等傳統領域取得進展的同時，國際漢學中出土文獻的研究出現了新的趨向，也標志著國際漢學中出土文獻研究與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夯實和拓寬了深層對話的基礎。
中西方學者的對話從未像現在這麼緊密，也從未像現在這樣不斷地碰撞出耀眼的火花。1998年艾蘭（Sarah Allan）在達慕思大學舉辦了“郭店老子國際研討會”，其成果《〈老子〉國際研討會紀要》（The Guodian Laozi：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Dartmouth College,May 1998）在西方中國研究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10、2011年，達慕思大學和清華大學合作，就清華簡《保訓》、《尹至》和《尹誥》召開了兩次小型的研討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今年達慕思大學又和清華大學聯合舉辦了“清華簡國際研討會”，70多位中外學者齊聚漢諾威小城，共同研討去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在西方反響熱烈。目前，中西方有關中國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合作已經展開。據我所知，魏克彬參加了溫縣盟書的整理工作，陶安（Arnd Helmut Hafner）參加了岳麓書院秦簡的整理工作，達慕思大學的學者參與了清華簡的整理工作。可以預期，在中外學者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下，出土文獻研究一定能夠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作者為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