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果達
中國與蘇聯於1937年8月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此為當時國內報紙的報道。
1936年夏是世界醞釀力量組合的重要時刻。一邊是德、日的同盟在即，一邊是中、德關系的如日中天，這使得蘇聯深感威脅。如果德國調停中、日關系，形成德、日、中的聯手，蘇聯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因此，不惜代價拉攏蔣介石就成為蘇聯當時刻不容緩的唯一選擇，其核心就是由“反蔣”轉向“聯蔣”。這一政策的突變，在中國引發了西安事變。
蘇聯“聯蔣”政策的實施
1936年7月初，共產國際的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電報中准備在西北實施的方針與蘇聯的新政策相左，就立刻請示斯大林：“這些問題需要進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關於中共和中國紅軍在西北的政治軍事計劃、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統一戰線問題上總的政治方針﹔（2）關於向中國紅軍提供物資援助。”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對紅軍急需的援助隻字不提，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當時“對南京、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治方針是多麼不正確。這是以往的殘余，可以說耽誤了兩三年時間。但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現在必須向正確方向轉變。”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發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鑒於該文件特別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見之前就將它發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一面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願意同國民黨“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毛澤東年譜》）一面致電共產國際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紅軍進攻寧夏，但前提是蘇聯必須提供軍事援助。另一方案是如無援助，“預計要讓所有三個方面軍向甘肅、陝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運動。”（《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莫斯科頓時陷入兩難：不論是提供“軍援”還是坐視紅軍南下，都將激怒蔣介石，而當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文字已現雛形，蘇聯豈能因此而冒功敗垂成之險。
可疑的軍事援助
9月8日，卡岡諾維奇與莫洛托夫致電斯大林提出兩點建議：“1，同意中國紅軍的第一個行動方案，即佔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中國的主要區域。2，事先確定，在中國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后，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支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著名的烏裡茨基外國公司售出，同時准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復：“同意”。（同上）
9月27日，共產國際突然改原定的“運到”為“接取”：“紅軍必須奪取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中共中央立即於10月2日回電：“再度說明了紅軍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通過寧夏，特別是遠伸到外蒙邊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難，要求蘇蒙軍隊幫助運送和保護盡可能深入到中國境內來，以確保紅軍能夠接運成功。”但這一要求被共產國際10月18日的復電斷然拒絕：“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受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應該指出，寧夏戰役原本由紅一、四方面軍的主力共同承擔。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從十一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進攻寧夏。”（《毛澤東年譜》）但由於共產國際的催促以及征程的遙遠與艱難，中共中央等不及黃河的冰凍，不得不把西進時間提前到10月下旬以確保按時到達邊境。然而受蔣介石“急進”之命的胡宗南部在10月底迅速進佔靖遠的渡口一帶，使得紅軍后續部隊無法繼續西渡，兩萬多已經過河的紅軍隨后就組成了西路軍。
由此可見，准備遠征接取“援助”的紅軍演變成以紅四方面軍為主力的西路軍，是由於中共中央當時沒有料到蔣介石會突然進攻而被阻斷於黃河兩岸，並非事先的刻意所為。
11月3日，共產國際突然致電中共中央：“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幫助的辦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有無可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通知接收辦法及你們將採用何種具體方式運輸？”對於蘇聯不可思議地荒唐多變與出爾反爾，已經有所警覺的中共中央於11月8日復電共產國際：“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於我們主力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余裡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並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裡無人煙的沙漠。”（《西安事變新探》）
中共中央后來為了援助危急中的西路軍，甚至專門致電共產國際請蘇聯盡快伸出援手，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很遺憾，從我們方面緩解西路軍的處境是不可能的。你們討論一下並從你們方面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拯救西路軍並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系。”（《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徐向前曾經滿腔悲憤：“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蘇聯當時迅速批准對紅軍破天荒的軍事援助並且同樣迅速演變成鏡中之花確實非常可疑，因為這種大規模的“軍援”完全有悖於蘇聯的“聯蔣”政策，其真正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鮑格莫洛夫和蔣介石的突變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變前后的周恩來》一書披露：“1936年10月，國民政府與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的文字已逐漸形成。陳立夫在《參加抗戰准備工作回憶》中說道：在一次討論中，困乏的蘇聯駐華大使、蘇方談判代表鮑格莫洛夫突然對陳立夫說：‘一旦中日爆發戰爭，我們決不會幫助中共。’陳立夫驚奇地瞪大眼睛，以為聽錯了。可鮑氏還在喋喋不休地說道：‘陳先生，中共隻有兩三千兵力，如果他們不聽話，你們就把他們消滅算了。’”鮑氏系蘇聯駐華大使兼斯大林全權代表，其所說當然絕非戲言。蔣介石由此判斷：“原來共產黨的談判是因為已經到了窮途末路，那還講什麼條件，命令部隊加緊進攻，‘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鐘階段。”
陳立夫這一回憶的具體時間有電報旁証。10月10日，張子華致電毛澤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毛澤東年譜》）可見當時也負責對蘇談判的陳立夫回寧正是為了與鮑氏的會談。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時正是蘇聯用“軍援”吸引紅軍即將全力西進之時。
証明了陳立夫所憶時間的確實，還必須証明蔣介石也確實及時採取了鮑氏所希望的行動。歷史事實也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蔣介石從10月15日起採取了三項重要措施。
首先是突然推遲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准備與周恩來見面的計劃，當時國共和談的成功已經大有希望。其次是下令胡宗南部立即進攻。當時毛澤東還以為胡宗南的行動只是其個人行為，因此專門做其工作，表示雙方宜“棄嫌修好”。20日，葉劍英急電毛澤東：“蔣介石令胡宗南急進”。此時毛澤東才明白胡宗南進攻的突然加強來自蔣介石的命令。第三是逼迫張學良立即“剿共”。為完成對紅軍軍事進攻的新布置，蔣介石於10月22日到達西安逼迫張學良“剿共”。
蔣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轉變。鮑氏雖然得逞了，但絕不會料到西安事變的引線就此點燃。
張學良的援助
蘇聯的“軍援”雖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紅軍仍然可能隨時南下。因為在嚴酷的冬季來臨之前，如果無法解決棉衣與糧食問題，紅軍不僅無法深入大西北，就連陝北也難以立腳，主動提前南下就成為唯一的生存之道。於是，設法借助和鼓勵張學良就近為紅軍提供大量援助也就成為鞭長莫及的蘇聯唯一可行的選擇。與此同時，蘇聯又堅決反對張學良加入共產黨，以防大大增強中共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決心和實力。張學良把援助紅軍與“駐蔣”作為自己促成統一戰線的兩大任務，殊不知蘇聯僅需要前者，更不知心中有底的蔣介石根本不可能被勸告“駐”住進攻的腳步。但是，蘇聯顯然沒有料到張學良竟敢用“兵諫”的方式來兌現其“駐蔣”的承諾。
綜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西安事變不僅是因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更是蘇聯強化“聯蔣”政策的產物﹔西路軍前往接取蘇聯的軍事援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作自受的結果﹔張學良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是顯而易見的﹔中共中央最后主張與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更是透露出真正的崇高與悲壯。
（作者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學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