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上午,北京論壇(2013)分論壇“地區合作與沖突:多元文化的視角”第二場“歐洲轉型與世界格局”和第三場“中東地區的挑戰與機遇”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第8會議室舉行。
來自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李強教授擔任第二場的主席。第二場的主題延續了前一天對於歐盟一體化的關注,集中探討了歐盟轉型以及世界新秩序中歐盟的未來等議題。在第二場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程衛東研究員首先發言,就歐洲新國際干涉實踐的邏輯與基礎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洲一體化的未來成為學者關心的焦點,但2011年以英法為主導的北約力量對利比亞的軍事轟炸也是同樣標志性的事件,代表了歐洲在國際干涉上的新動向。歷史上國際干涉分三個階段:16世紀到二戰結束之前,二戰后到冷戰結束,冷戰結束到現在。在第一個階段中,不干涉原則有兩個例外,即權力平衡和非文明國家﹔第二個階段即二戰后,形成了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不干涉內政被確定為基本原則,例外是國家自衛和危及國際秩序,在安理會授權下可以進行干涉﹔第三個階段,不干涉內政原則沒有被完全否定,但適用性受到限制,即人道主義干涉和人權高於主權。程教授認為,第三個階段是對第二個階段的突破和對第一個階段的回歸,第三個階段不干涉有幾個特點:國家、道德、制度再度等級化﹔對聯合國憲章框架的突破﹔國家或集團的權力再次成為主導力量,認為國家有權力在聯合國未授權的情況下進行干涉。但近年來的新動向也有其基礎,即冷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的成功使歐洲關心外部事務有了可能,第二個基礎是歐洲安全觀的轉變,美國的動向對歐洲新干涉主義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第三個是國際干涉的新理論發展為歐盟新干涉提供了理論基礎。程教授最后就自己的看法進行了簡單闡述,即聯合國憲章框架仍是需要堅持和捍衛的。
來自德國紐倫堡-愛爾蘭根大學的尤爾根 蓋布哈特教授是二十世紀著名政治哲學家沃格林的弟子,秉承沃格林對人類政治秩序的分析思路,他系統分析了歷史上人類對於秩序的持久探索以及所遭遇的秩序混亂的困境。蓋布哈特教授梳理了從軸心時期到現代性政治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人類嘗試地區和跨地區聯合的努力與失敗,他指出羅馬和中華帝國是最早嘗試整合不同地區、文化和宗教單元的政治體。在此之后,歐洲則成為其關注的焦點,西歐出現了由不同教權整合而成的基督教共同體,這一現象基本貫穿了整個中世紀。隨著中世紀晚期各王國內部和之間的宗教改革和沖突,歐洲區域版圖逐漸演變為主權國家體系。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國家的政治文化成為塑造公民認同和效忠的主體,並成為取代基督教傳統的神聖性代表。18世紀大西洋兩岸的美法革命將國家與個體的關系進一步推進,政治個人主義和憲政框架的出現激活了聯邦思想,並在此基礎上出現了聯邦共和國這一構建新的政治秩序方案,在這一方案中,區域自治被整合進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進行。而歐洲聯盟的努力目前只是成功地實現了經濟上的一體化,但是政治上來看,仍然受到民族國家思路的轄制,一個美國式的歐洲聯盟仍未實現。
來自愛爾蘭國際和歐洲事務所的朱莉探究了世界秩序中的歐盟轉化。朱莉指出本世紀上半葉歐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於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債務國與債權國關系,經濟上的變動導致了一系列的政治、管理和金融方面的挑戰。除了這一點外,朱莉教授還富有新意地討論了世界舞台上的歐盟角色。她指出,一方面歐盟在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作用將日益重要,范圍也會越來越大,但是在防務、政治和軍事方面,歐盟的作用卻變得越來越模糊,並且不能眾口一詞。最后,朱莉教授還特別關注了隨著中國崛起,世界秩序變革中歐盟應該具有怎樣的自我認知和擔任怎樣的角色等問題。
德國布萊梅大學的史蒂芬教授,就歐盟的現狀和走向進行了思考。他提出的問題非常尖銳,即認為歐盟處於十字路口,它會將繼續健康可持續的發展還是會走向解體呢?與上一位演講者類似,史蒂芬教授認為自2007年經濟危機以來,歐洲福利國家遭遇嚴重打擊,那在新形勢下,歐盟該怎麼辦呢?史蒂芬教授首先指出社會安全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二者的關系在經濟危機之后遭遇挑戰,由此生發出兩極分化的局勢。為解決這些難題,他提出一種積極的方案,即社會化歐洲,在歐盟范圍內努力建立統一的社會政策,並輔之以相應的預算和國家建設條款,這樣或許有可能走出歐盟的未來。
在討論環節,學者們特別就歐盟以及歷史等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
第三場的主題為“中東地區的挑戰與機遇”,討論的視野從歐洲向東轉移。北京大學阿拉伯語系主任傅志明教授擔任主持。中東地區的政治形勢是近些年學界和政界的熱點議題,也成為本次北京論壇備受關注的問題之一。
來自科威特大學的塞利姆首先就中國在阿拉伯世界的作用進行了發言,中國如何構建和阿拉伯的關系,以及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會如何影響中阿關系。他首先梳理了萬隆會議以來的中阿關系進程,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中阿關系也經歷了新的調整。塞利姆教授認為,阿拉伯之春逐漸變成政治化的運動,伊斯蘭勢力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強,並在實質層面影響了中阿關系,中國必須面對一個新的阿拉伯世界,處理與新的阿拉伯政治體的關系。評估阿拉伯之春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初期採取的是不干涉政策。在這一政策下,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勢變化並未對中國帶來很大影響,但隨后這一政策未能很好地促使利比亞停火,影響了中國在利比亞的利益。從這一事件中吸取經驗教訓,中國在之后相關問題的處理中採取了更加積極的策略。他提出,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也將從經濟主導型發展到戰略型關系,中阿論壇應該進一步發展,並建立阿拉伯國家轉型的框架,這也是中國需要重新思考和在未來進一步的努力的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宇潔教授關心的主題是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再思考。王教授梳理了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互動,特別強調了近些年阿拉伯之春給阿拉伯世界帶來的沖擊和動蕩。非常獨特的是,王教授詳細分析了伊斯蘭宗教的政治模板,特別是早期伊斯蘭教對政治的塑造,以及強烈的政教合一特征。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伊斯蘭政治也經歷了世俗主義、民族主義的過程,這使得伊斯蘭國家的理想很難維系。但這並不意味著伊斯蘭的影響式微,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四種政教關系:分別是以伊朗為代表的政教合一型﹔以沙特為代表的政教依賴型﹔巴基斯坦、(此次動蕩之前的)埃及、伊拉克為代表的政教主從型和以土耳其為代表的政教分離型。王教授認為,近年來新型媒體的興起和伊斯蘭民間組織和政黨的興起在社會動員等方面作用強大,也為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增加的很大的不確定性。伊斯蘭教和政治的關系與教義無關,而是與宗教之外的兩點因素有關:第一,是否所有的政治組織都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第二,政治伊斯蘭組織是否真正有能力治理國家,從中東國家的具體形勢來看,政治伊斯蘭在革命中有很強的動員作用,但其正面構建和治理能力相當有限。
前兩位演講者關心的焦點是政治方面,而來自伊朗德黑蘭大學的阿布 穆罕默德教授則更加關注軍事問題,他的演講主題是“中東無核化的障礙”。他指出雖然國際上一直在努力使中東無核化,但是無核化的努力遭遇到一系列結構性和社會障礙,阿布教授提出了十方面的障礙:國際安全機構,如核不擴散條約等的區別性標准﹔以色列的武裝化﹔其他霸權的持續核干涉﹔區域安全組織的缺席﹔北約的擴張﹔美國軍事基地在中東的設置﹔文化認同間的沖突多樣性和相互間的不信任﹔戰略性礦產資源和稀有資源的稀有和流通﹔所謂的人道主義干涉所扮演的角色﹔中東國家的政權安全。阿布教授詳細解釋和分析了這十項因素,指出中東地區的去武裝化面臨著很大的困難與挑戰。
吳冰冰教授則集中討論了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和中國對阿政策。吳教授指出,在中國很多學者認為用中性的詞如轉型等來描述阿拉伯之春更為恰當,因為其未來還不確定。吳教授指出,阿拉伯之春分為三部分,突尼斯到埃及,是真正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是有社會要求的﹔也門是第二個階段,並沒有反映出人民的真正需求,而是反映出海灣國家和西方國家的利益,特別是沙特的干預﹔第三個階段是敘利亞和利比亞,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政權更迭。對中國來說,很明顯要與不同類型的阿拉伯國家建立關系,中國的原則是堅持聯合國憲章的授權。吳教授同時指出,中東地區存在三大趨勢,第一是政治方面,具體來說面臨著四大問題:政治體系的穩定挑戰﹔社會經濟挑戰,大部分國家並沒有明確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方案﹔第三個挑戰是安全問題,如果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如何保障和平﹔第四個挑戰是外交挑戰。第二個趨勢是地區的安全體制來解決地區間的安全關系。第三個趨勢伊斯蘭教的危機,如兄弟會等並沒有在過去取得成功。這些趨勢是所有大國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清晰思路。對中國來說需要有不同的辦法,中國關注的是和平的發展,這是中東地區最大的主題,也是中東地區發展的基礎。中國需要向西部和中亞付出更大的努力。然后中國還要和海灣國家建立深入的關系,大國之間需要協作和制衡,希望歐洲能進一步參與進來。
來自埃及阿爾瓦伏德報的阿德爾發言的主題是“動蕩世界中阿拉伯人的認同危機”。阿德爾主要討論了中東的形勢。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后的兩年,埃及人民自己對於身份認同存在著沖突,對於阿拉伯新一代人來說,認同非常重要。新一代人是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在兩極對立之后,阿拉伯世界沒有好的方式解決現代化。阿德爾提出,阿拉伯並不是一個國家,還有其他宗教,如何在混雜的宗教和地區解決好認同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中東版塊的發言引發了與會學者和聽眾熱烈的討論,有學者從全球伊斯蘭視野對各位發言人進行了評論,並提供了諸如北非、南亞等地伊斯蘭的特殊情況,學者們在彼此交流和爭論中進一步澄清自己的立場,也彼此加深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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