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北京論壇（2013）大國關系分論壇第三場討論會“新型大國關系：全球治理”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第2會議室舉行。討論會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分別由丹佛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穗生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關貴海主持。與會中外學者圍繞中美合作應對全球治理各抒己見。
在上半場討論中，巴基斯坦籍前聯合國官員伊克巴爾 裡薩（S. Iqbal Riza）先生、德國麥卡托大學教授希巴斯汀 赫爾曼（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余萬裡教授、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達巍研究員、北京大學戴行鉞教授等先后發言。在下半場討論中，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保羅 埃文斯（Paul Evans）、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徐昕、澳門大學教授郝雨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丁斗、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邁克爾 格萊斯倪（Michael Glosny）先后發言。
裡薩先生在題為《大國關系的發展趨勢》的發言中回顧了歷史上大國關系的特點，指出：“大國”這個詞是在17世紀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之初出現的，當時，歐洲大國之間關系的特點是均勢﹔到19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國挑戰英國的霸權地位，大國力量對比失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戰后的20年間，美國力量迅速崛起，在二戰期間同盟國一起打敗挑戰當時國際秩序的納粹德國，並在戰后建立了聯合國﹔二戰后，美蘇發生了持續近半個世界的冷戰﹔冷戰結束后，大國關系基本趨於穩定。
赫爾曼教授在題為《探索歐洲在新型大國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發言中指出，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中美兩國的重要戰略、貿易和投資伙伴，歐洲在凝聚中美共識、加強三邊合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今世界面臨金融危機、貿易壁壘、氣候變化、地區不穩定、暴力極端主義活動多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跨國犯罪等諸多挑戰，合作應對這些跨國和全球挑戰是中美歐三方的共同責任。
余萬裡教授在《理解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及其現實路徑》的發言中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只是一個概念，還不是一個現實，它的價值取決於它能不能很好地指導中美關系的未來。在過去10多年裡，中美一直在尋找彼此關系的定位，從“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積極、全面、合作”、“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到現在的“新型大國關系”。這些表述的變化表明，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始終存在著很多困難和障礙，中美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尤其是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不同很容易造成誤解、矛盾和摩擦。但是在另一方面，雙方都認識到中美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和矛盾，中美合作之利壓倒沖突之弊，因而持續努力探索雙邊關系穩定與發展之道。
達巍研究員在《超越現實主義：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的發言中指出，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包含兩個層次，一個是低水平的大國關系，即僅是不沖突、不對抗，沒有冷戰，也沒有熱戰﹔一個是高水平的大國關系，即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目前，中美已經做到了不沖突、不對抗，但是像日本、菲律賓這樣的第三方因素可能會迫使美國卷入同中國間接或直接沖突，要構建高水平的新型關系，就需要鞏固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保持軍事和核領域的戰略穩定，在戰略層面安撫彼此，共同參與改革當今國際機制的活動。
戴行鉞發表了題為《微言避免中美沖突與對抗》的發言，他認為，避免中美沖突和對抗，不僅需要美國遵守中美之間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也需要美國處理好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東亞安全的影響。美國在中國同鄰國的領海爭端中拉偏架的做法以及在全球開展的范圍廣泛的監聽活動等都不利於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國需要給予中國足夠的尊重，平等地對待中國，當然，中國也需要尊重和照顧美國的合理關切，隻有互敬互諒，才能構建穩定的雙邊關系，並在此基礎上努力爭取兩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議題上的合作共贏。
埃文斯在《“保護的責任”原則的未來》的發言中指出，“保護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這個原則本質上來講就是要求在發生沖突或內戰的國家裡保護無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防止出現大規模針對平民的野蠻暴力行為。他認為，在過去十五年間，中國在對待這個原則方面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歷來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軍事干預主權國家內政。但是，面對某些國家發生的種族屠殺或者無辜平民被虐殺的悲劇，這種主張往往會導致不作為，從而釀成更大的悲劇。中國在利比亞問題和敘利亞危機中的立場表明，中國在履行大國責任，特別是保護無辜平民免遭戰爭蹂躪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中國觀念的變化有利於加強中美在應對具體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合作，從而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注入了實質內容。
徐昕在《塑造新型大國關系：中美共治下的和平？》的發言中指出，在中美關系史上，兩國領導人未經齟齬就共同認可用同一概念“新型大國關系”來界定兩國關系，這尚屬首次。盡管這一概念有待雙方以行動和政策加以充實，但它的提出反映出雙方對過去大國興衰悲劇的深刻認知、對目前若隱若現的中美戰略對抗的高度警醒、對未來避免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共同願望。強調構建“新型關系”的必要性凸顯出中美雙方對彼此關系現狀的隱憂，更說明尋求建立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系的新范式是一項歷史性挑戰。
郝雨凡教授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發言中指出，中國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概念的主要動因在於外界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擔憂，這一概念體現出中國對自我身份認知的變遷以及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期待。中美之間存在著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核武器的出現和全球化改變了大國互動模式，增加了大國間發生沖突的成本。盡管中美互信有待提高，但兩國建交以來在雙邊、地區和國際層次的互動表明，兩國有能力促進合作、管控分歧。兩國領導人目前都需要花費更多精力應對國內問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以前導致中美兩國產生分歧的問題仍將產生消極影響，但隻要兩國尊重對方的利益，認清自己的利益，積極溝通，保持現有發展態勢，構建起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可能的。
丁斗教授在《挑戰國與霸權國的狹路相逢：大國關系有新的模式嗎？》的發言中認為，在當今世界，由於核武器的威懾作用，大國之間的沖突幾率很低。他指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政治論斷，是中國領導為發展長期友好健康穩定的雙邊關系、促進兩國在地區和全球問題上的積極合作做出的一個戰略性的舉措，盡管新型大國關系的內容有待充實，但是這一遠景目標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格萊斯倪教授在《新型大國關系：定義成功的中美關系框架的挑戰》的發言中認為，中美在戰略上互不信任不利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美國是很勉強地接受了中方的這一提法，因為兩國在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盡管如此，最近兩年中美關系中確實出現了一些積極的因素，主要包括：兩國開始在朝核問題上有更深層次的合作﹔兩軍交流也有很大的提升﹔雙方經貿合作出現新的亮點，特別是關於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雙方建立了一些競爭和沖突管理機制﹔在全球機制和全球治理層面，雙方也展開了積極合作﹔中美雙方開始一起探討改革當今國際機制的可能性。盡管這些政策仍有待落實，但是雙方已經公開宣示，美國歡迎強大、繁榮的中國，中國也歡迎美國在亞太發揮建設性的作用，這些積極的因素有利於實現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目標。
在自由討論環節，各位學者就如何加強中美在國際治理方面的合作、如何管控中美關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如何促進兩國之間的戰略互信等議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學者們普遍認為，中美合作加強全球治理，特別是在共同應對全球經濟疲軟、保障能源安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應對氣候變化、保障全球“公地”等重要議題上的合作，不僅有利於充實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 相關專題 |
| · 北京論壇（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