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日下午,北京論壇“高等教育的全球參與和知識共享”分論壇的第三場報告會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貴賓室舉行。會議分上下兩個半場,分別由Carl G. Amrhein教授和Choe Sen-Yon教授,Marcus D. Childress教授和Friedrich W. Hesse教授擔任主席。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就全球化背景下,學生的國際流動、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改革以及MOOC對教育的潛在影響等問題繼續進行了深入探討。
在會議的上半場,首先報告的是英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專家 Joanna Newman教授,題目為“英國學生向外流動的策略分析和政策建議”。她認為國外求學交流經驗促進了跨國文化的理解和國際合作,英國大學不論學術還是社會交流層面均歡迎國際學生,因為外國學生的到來豐富了學生的多樣性並發展了跨文化的意識。但與此同時,英國學生向外流動比例減少,相關的研究表明,降低流動性的障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意識、經濟和語言。對此,不只是英國,美國、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均在國家層面上部署了促進學生向外流動與增加國際合作交流學生數量的戰略。英國高等教育國際部將與高等教育領域專家進行合作,組織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實施該戰略,促進學生向外流動,增加畢業生的流動性。Newman教授描繪了相關行動策略和政策建議,包括加強流動意識、跟蹤流動進程、提供外部資金或崗位支持以及建立網絡信息通道等方面。
來自老撾亞洲研究中心的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教授在題為“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教育部門的行動研究:為政策和實踐提供的經驗教訓和啟示”的報告中,向大家介紹了老撾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行動研究在教育改革中的引入過程,並結合全球化分析行動研究如何從政策走向實踐。在這次老撾教育改革的研究當中,行動研究沒有根據老撾的實際情況,而是被當成是全球化走向的一個部分而被理所當然地引入,從而被簡化成了一種技術理性和基於先前經驗的實踐。作者從政策潛在后果和政策反彈的理論視角分析了老撾的教育行動研究形式,這種形式受到跨文化對話、考慮教學地點的教學法和自身行動研究經驗的啟發。
來自韓國成均館大學的Kim In-Chul教授結合芝加哥大學Becker教授的家庭經濟理論為我們介紹了韓國長期基准生育率的家庭經濟學方法。基准生育率即社會所期望達到的或普遍認可的生育率水平。根據該理論,已婚夫婦希望得到最適宜的人生消費收益、子女數和子女受教育程度,並通過人生效用最大化來給予其子女最適宜的付出。Becker教授認為,許多家庭結構變化來自於收入和物價的變化,例如,如果一個家庭的花銷預算因為工資增長而提高,夫婦雙方可能會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子女,就會導致婦女生育的增加﹔而如果女性的工資增加,她的時間所承載的價值就會相應增加,因此她可能希望減少孕育子女所需的時間,由此降低了對子女的需求。在此理論基礎上,Kim In-Chul教授對韓國的基准生育率進行識別。在回顧了韓國以往生育情況的歷史數據后,Kim In-Chul結合韓國婦女時間價值不斷升高的實際情況,對未來5-10年基准生育率的標准進行了預測。
在討論部分,Mainzer教授對基准生育率的預測方法提出了疑問,他認為生育數量與個人家庭財富總量等方面有關,不能泛泛概括,對此Kim In-Chul也結合韓國的社會背景做出了一些回應。還有學者對老撾的行動研究過程產生興趣,想要了解老撾是如何是通過行動研究的反思和行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發展基礎以幫助教研活動免受到歷史干擾,對此,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教授介紹了老撾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深入學校的一些做法。此外,與會代表們對學生的國際流動問題進行了討論,Newman教授引用相關數據指出有國際化經驗的學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而企業也更喜歡這樣的人才,因為他們有更好的條件准備。
在會議的下半場,首先作報告的是來自希臘的Demetrios Sampson教授,他報告的主題是“面向所有人的開放教育數字化系統和服務”。他對於本次教育分論壇主題“全球參與和知識分享”的理解是在全球學習的環境下讓所有學習者都參與進來,這涉及到了各類的教育機構以及不同的研究領域。Sampson教授結合自身的計算機科學背景,提出在不同的教研交流之間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准,就像不同的系統需要通過統一的標准來交流數據和信息那樣。他認為與領域內容和知識分享相比,更有趣的應當是分享教育實踐的過程。
MOOC的流行對教學模式和學習模式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面對MOOC的火熱現狀,一方面有人聲稱MOOC將使部分大學消亡,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MOOC的作用被夸大了。來自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尚俊杰教授在題為“教育流程再造——MOOC與高等教育改革”的報告中,認為MOOC確實為高等教育帶來巨大機遇,但也有其局限性。高校可以借此契機,結合相關理論與技術,重新梳理教學和管理流程,從而實現教育流程的根本變革。為此,他提出了教育流程再造的若干切入點:首先是教師角色可以再造,MOOC的規模效益使得主講教師能夠配備強大的支持團隊﹔其次是課程模式再造,高校可以通過MOOC開放以前因為各種原因而沒能開成或沒有開好的課,或是聯合其他高校形成教學共同體,分享教學資源,學生的學習和考試方式也會產生響應的變化﹔再次是組織機構再造,MOOC可以實現“非核心”教學的社會化,學校通過讓學生在其他學校選修一些非核心課程,以使自身專注於核心課程建設﹔最后是管理方式再造,在大數據和學習分析等前沿技術的幫助下,無論是教學還是管理的評價和決策過程都能夠得到更好的支持。
來自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Salk 研究所和韓國仁川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的Choe Sen-Yon教授在題為“‘藥物發現合作實驗室’的全球性合作”的報告中,為大家介紹了在全球層面進行知識分享的一種小眾模式,他將其稱之為“合作實驗室”。這其中涉及到了政府機構和投資者等各個方面。他簡要介紹了合作實驗室的歷史背景和取得的顯著成果,總結過去三十年的實踐,Choe Sen-Yon教授指出伴隨著這種快速的發展,學術界和生物制藥學公司的新型全球化合作進入了醞釀階段,“藥物發現合作實驗室”(DDC)已經致力於從商業角度俯視全球性的健康和疾病,並設想推動一種高效率的知識共享。DDC會與政府和生物制藥機構一同創建生物制藥企業的研究基金,為發現這些治療手段建立公共技術平台。
在最后一場報告“經略世界: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參與”中,來自上海市教科院和教育部國際教育研究與咨詢中心的朱興德教授對全球參與的定義進行了再次的解讀。在他看來,全球參與是高等教育適應全球化社會的新發展,從總體上講,中國高等教育全球參與的價值追求是經略世界,高校要有系統的規劃和發展的自信,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是我們的核心任務,合作與共享是我們最主要的路徑選擇,開放而公平的生態環境是必要的保障。
在接下來的討論階段,與會代表與觀眾們繼續圍繞MOOC這樣一種新的教學模式對於高等教育的可能沖擊進行了熱烈討論。Newman教授指出,調查中發現學生認為網上授課並不一定是理解課程內容的最好方法,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該如何促進學生的理解?尚俊杰教授對此的回答是, 目前MOOC處於開始發展階段,要不斷繼續做出與此相關的實驗和摸索﹔在這樣的摸索過程中,我們要對影響因素進行考慮並做出區分,不同的課程和不同的學校都有其不同的需求。Sampson教授認為,在對待教師授課方式的看法上,有些教師將自己變為配角,授課過程只是照搬內容而沒有與學生進行很好的互動,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形式,所以不論是在線還是面授,當前教師在教育體系中的角色與責任,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最后,一位觀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MOOC的稱呼是一種外在形式的描述,並沒有描述其本質特征,而且隨著它的發展演變,使用形式上也產生了一定的變化,比如說混合式的教學方法,如果繼續使用這樣的名稱,會不會將一些變種排除在外,或是一些原本不屬於這種形式的教學也被包括在內?而且,不論何種的教學模式,都有其適用的范圍,沒有最好的教學模式,隻有最合適的教學形式,目前了解到的對於MOOC的討論,比較多的是它可以用來做什麼,即便討論其不足也是在使用MOOC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不可以跳出MOOC,從知識和學習者的角度來思考MOOC,比如說什麼樣的學科知識適合用MOOC來傳授,或者是什麼風格的學習者適合用MOOC進行學習?
帶著對該問題的思考,本場報告會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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