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在關注中國的崛起，當今中國在討論自己的崛起。習近平把中國崛起精煉概括為三個字──中國夢，並且指明了中國道路、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對圓中國夢不可或缺。毫無疑問，其間以政治解讀為重。我們或許可以換個視角看問題，比如，中國該以何種精神和力量支撐崛起，通過何種途徑實現崛起。
記得電影《兵臨城下》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面對勢如破竹的德國法西斯的進攻，如何才能激發蘇聯紅軍的斗志，一位政治工作者給出這樣一個答案：“我們需要英雄！”事實正是這樣，一個英雄產生出來，並宣揚開去，德國法西斯不可戰勝的神話由此破滅，紅軍斗志得已激發。這就是英雄的引領作用。今日中國要實現歷史性飛躍，也需要時代英雄提供精神動力，特別是在眾多英雄中更需要思想英雄引領方向。
更准確地說，一個國家和民族要實現突破性發展，必須有強大的國家精神，而彰顯國家精神又必須有生動鮮活的載體，這種載體往往有兩種：國家層面的重大事件、可以寫入歷史的標志性人物。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或歷史性變革之際，一個民族的內在精神品質會發生作用，同時時勢也會造就英雄。國家處在平穩發展階段，蘊含在社會中的精神品質不易顯現，但英雄仍然也以產生。所以，國家精神的最佳載體是英雄。
英雄所以能夠更好地彰顯國家精神，同時引領社會，除了英雄品質原本具有引領社會的作用，還在於主流社會的大力推崇。因為，主流社會樹立典范或標杆，目的即在於以此詮釋主流精神和核心價值，讓大眾有所效仿。當然，英雄在不同國家和社會存在差異，比如英雄的產生方式有差異，即有的國家主要靠政府推動，有的國家主要靠社會推動。再比如評價標准和尺度有差異，因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存在區別，等等。
我們不妨在這裡看一下美國人的英雄觀念、品質及其代表人物。由小羅伯特·潘普林博士撰寫的《美國英雄：他們的生活、信仰和價值觀》一書中以“美國英雄調查”為題進行了一個電話訪問，持續一個月訪問800人。結果排出了英雄應具備的品質，前10項分別是：誠實（83%），富有同情心（71），具有高尚的道德標准（71%），具有克服任何困難的決心（64%），願意做該做的事（63%），願意為他人作出犧牲（59%），願意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58%），願意冒生命危險（54%），有宗教信仰。針對十幾歲的年輕人進行的英雄品質排序為：誠實（83%），具有克服任何困難的決心（66%），願意做該做的事（64%），富有同情心（61），願意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59%），願意為他人作出犧牲（57%），有強烈的信念（53%），願意冒生命危險（53%），具有高尚的道德標准（49%），具有樂觀的態度（44%）。美國一家從事市場研究和咨詢的公司與媒體合作，進行過一個“誰是你心目中的英雄”的問卷調查，據此產生“美國英雄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的英雄觀。其英雄標准存在於調查問卷中：“貢獻超越了自己的職責﹔在壓力下能夠英明決斷﹔置生命、財富和榮譽於不顧﹔在一項美好事業中名列前茅﹔超越了自我。”他們從調查結果中截取了前20名公布出來，其中排名前三者，包括耶穌、馬丁·路德·金、鮑威爾，耶穌是以自己的苦難拯救人類，馬丁·路德·金推動了美國的平權運動，鮑威爾因越戰期間冒死把上司和兩名士兵拖出飛機殘骸，因而獲得紫心勛章。在此次問卷調查中，還設立了“行動中的人物”，產生出的20人的名單中，涉及各行各業，既有政界明星麥凱恩、軍界女杰羅恩達·康納姆，也有獻身改善社會底層生活的殘疾人阿蘭·蒂貝爾。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了社會，產生過超越自我的作用。兩個名單充分反映出人種龐雜、族裔繁多及其基礎上的多元價值觀。
相比較而言，當代中國的英雄比較單一，且富有自己的國家特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能否成為英雄決定於政府，這既與我們的體制制度有關，也就是大政府小社會決定了英雄隻能源於政府的培樹，才能產生更大社會影響力，當然也與文化基因有關，也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民眾的文化心理與價值觀念都突出於官方和正統。另一個是擁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直接反映著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價值觀，並且這種觀念緊隨時代特別是階段政治需要而處於變化過程中。所以，中國的英雄有鮮明的階級性、時代性或階段性。比如，“文革”剛結束，英雄譜上一定不能少了張志新、林昭，但到了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全國開展的感動中國的“雙百人物”評選，就不再出現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的這些曾經的英雄。
英雄身上打著時代的烙印，滿足當時國家的政治需要並非不正常，任何由國家政府推動或由社會推動而來的英雄，都存在著功利的目。正是存在功利目的而更有必要強調其間的區別，過於短期化和急功近利，也就是價值坐標和評價尺度易變，不可能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力，隻有站到更高的起點上，奠基於豐富的人文元素的科學評價標准，才能推動更具征服力的英雄產生出來，因此產生強大和持久的社會影響力。著眼當下中國，圓一個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最大訴求，要獲得實現，必須確立更高的起點和精神境界，以保証擁有更強大的引領人類文明的能力。
很顯然，實現這樣的躍升需要對當下中國社會特點作出深刻把握。波瀾壯闊的經濟變革已經讓中國傲立於世界，我們愈是往前走愈感驕傲，如果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資本，很大程度上奠基於此。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中國走到今天確實遭遇瓶頸，所謂“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這個瓶頸有經濟方面的，比如低端擴張式而非高端內涵式也導致不可持續，有社會方面的，比如因為利益分配失衡而來的矛盾和沖突越來越重，等等。但筆者認為瓶頸還有更需要認識的方面，也就是創造力不足的問題。很久以來我們就沒有創造領先於世界的科學技術成果與思想文化成果，個中原因突出在缺少思想家的引領。中國的封建王朝從來都懼怕思想，所以，除了春秋時期產生過思想的輝煌，此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史，幾乎沒有產生照耀人類文明前進的偉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哪怕盛唐時期統治者較其他王朝更寬容，這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思想罪、文字罪者。正是緣於此，經歷過若干盛世的中國，包括有了康亁盛世，亦無法產生引領世界的思想，結果隻能在天花板下循環往復。
看一下世界歷史上崛起之大國，真正改變發展走向或讓國家民族覺醒的往往是思想家，這樣的人不多，有幾個就可以改變國家走向。比如，席卷歐洲的文藝復興最主要的思想推手，以個位數涵蓋亦未不可。至今魔力不減的工業革命，或許離不開牛頓、亞當斯密、盧梭、洛克這樣一些思想巨人。至於稱霸世界的美國，盡管英才輩出，真正起思想引領作用的同樣不多。由此而言，思想崛起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崛起的原動力。
既然思想家極端重要，怎樣才能產生偉大思想家呢？兩大突破或兩個支撐很重要。一是要有包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人文環境。目前我們社會存在一個很大弊端就是禁忌太多，美國電影可以調侃總統、政府、警察，可以暴露社會陰暗面，因為我們擔心影響主旋律而作較多限制，不同社會有不同特點，不求一律，但禁區多了，也就無法放飛思想。為什麼我們的影視出了那麼多“手撕鬼子”，姑娘被污辱后產生超能力，諸如此類的“抗戰奇葩”，而無法產生好萊塢式的拯救地球的英雄？就是擔心觸碰到“雷區”。其實我們有一個思維慣性和認識誤區需要明辨，為了保証主旋律，不允許其他“雜音”存在，搞清一色和輿論一律，這在國門關閉時或許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進入開放的社會，不允許其他觀點的存在，顯然做不到，假使真得做到了，也就意味著天敵不見了，沒有了天敵還需要發展理論嗎？理論不發展還會產生征服力嗎？其間顯然存在著邏輯關系。理論自信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思想家深入思考的結果，所以讓思想家去思考是基礎和條件。
另一個是讓精神激勵力量永遠伴隨思想家。換言之，讓思想家真正成為國家英雄，而不是讓他們背負沉重的包袱前行。看一下英國，為什麼出了兩個改變歷史的人物──牛頓和亞當斯密，牛頓創造了人工動力，由此帶來工業革命﹔亞當斯密創造了財富管理和增長模式。歷史早已証明，產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產生大批貪官的社會一定有適合腐敗生長的土壤。可以想像，牛頓去世時5位王公和1位大法官為其抬棺，年輕的亞當斯密參加晚會，包括首相皮特在內的王公貴族們等其落坐后才坐下，皮特解釋說：“您不坐我們怎麼能坐下呢，哪有老師不坐學生先坐的道理。”至於法國先賢祠中的72賢人主要是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和較少的政治家，人們就更為熟悉了。有了這樣的人文環境，你想阻止大思想家的產生都困難。反觀中國，官幾乎成了一切，這樣的價值觀何以造就思想家？所以，我們需要解放思想，要按照習近平所說的，“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於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同時我們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氣，以推進改革，保証形成優良的人文環境，並以這樣的人文環境支撐思想家的誕生。
或許可以這樣說，隻有思想英雄產生出來，中國精神的品質才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崛起於世界才具有可能性。我們期待著！
（本文選編自新浪博客，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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