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葉剛
謠言現象古已有之，在網絡社會之前，謠言的影響范圍十分有限，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利用網絡制造和傳播謠言的事件日益頻發，其影響范圍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網絡謠言的受害者，這種變化無疑讓人們憂心忡忡。如何在保持網絡社會充足活力的前提下，對網絡謠言現象進行有效治理，已經成為我國全面進入網絡時代后所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今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司法解釋，對治理涉及網絡謠言的刑事案件作出指引。本文擬從民事法律的角度出發，提出治理網絡謠言的相關建議，從而為網絡社會的健康、和諧、有序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依法治理網絡謠言的必要性
網絡謠言的泛濫可能給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造成危害：一方面，網絡謠言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具有較大妨害。時至今日，幾乎每一次社會不安現象的背后，都隱藏著網絡謠言的身影。例如，在“響水縣爆炸謠言事件”中，因謠傳陳家港化工園區大和化工企業要發生爆炸，導致陳家港、雙港等地區部分群眾產生恐慌情緒並離家外出，最終引發多起車禍，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傷的慘劇。另一方面，網絡謠言的泛濫還可能對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不利影響，如行為人為牟取利益，利用網絡散布虛假股票信息，既會給投資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也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此外，網絡謠言的泛濫還可能直接損害民事主體自身的人身和財產權益。網絡謠言可能導致民事主體的社會評價降低，損害其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並影響其正常生活。與損害國家及社會公共利益的網絡謠言相比，此類謠言受害者的范圍雖然較小，但造成傷害之程度卻往往較深，特別是當謠言內容由於傳播數量的累積獲得“公信力”時，面對鋪天蓋地的輿論壓力，任何個體都將陷入“百口莫辯”的境地。
總之，網絡平台在給人們發表和獲取信息帶來極大方便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言論環境的復雜性，網絡謠言的泛濫可能激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並不斷觸碰社會穩定的底線，亟須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網絡謠言的對策
網絡謠言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負面影響並且屢禁不絕，是社會環境、技術等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因而對於網絡謠言的治理要堅持多管齊下策略，不僅要從社會角度入手，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從根本上鏟除網絡謠言傳播的土壤，還應充分重視網絡技術在網絡謠言治理中的作用。以下從民法視角出發，重點討論如何通過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調整，為網絡謠言現象的治理提供參考。
首先，完善民事權利保護體系。不可否認，侵權責任法的頒布施行，為受害人權益的救濟提供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實體規則和程序，但該法的救濟法本質決定了其不可能對個人的人格權進行全面的列舉，無法完全取代人格權法的確權功能。因此，有必要抓緊制定專門的人格權法，對個人的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個人信息權及其他人格利益進行相對全面的列舉，並在其中專門規定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保護，以使民事主體在面對網絡謠言侵害時能夠獲得更為周全的保護。
其次，合理運用民事訴訟法中的訴前禁令制度。新民事訴訟法第100條正式確立了臨時禁令制度。在治理網絡謠言的過程中，有必要充分發揮訴前禁令制度的作用，原因在於：網絡謠言一旦發布和傳播，其所造成的損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對網絡謠言的前期預防和控制具有重要意義，而訴前禁令制度將有助於提高網絡謠言的治理效率，能夠給予網絡謠言的受害者最為及時的救濟，並可在第一時間內有效遏制網絡謠言的傳播。
再次，注重追究謠言參與者的民事責任。如果發布和傳播網絡謠言的行為侵害了特定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造成其財產損害或者精神損害的，即應當依據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為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濟。在追究謠言參與者的民事責任時，除賠償損失、停止侵害外，還有必要結合謠言行為的特點，選取恰當的侵權責任承擔方式，如網絡謠言可能會給個人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但更主要的是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損害，主要表現為精神痛苦，因此，賠禮道歉應成為謠言侵權責任“常態化”的責任承擔方式。
最后，依法治理網絡謠言，還應當合理利用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管理資源。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網絡謠言的事先預防能力和事后處理能力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能夠在虛假信息傳播的萌芽階段對其採取移除措施，降低網絡謠言的傳播風險。此外，網絡服務提供者對於網絡謠言具有快速反應能力。根據我國互聯網管理的相關規范性文件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有權對在其網站上散布謠言的行為進行直接處理，這大大簡化了其對網絡謠言的處理流程，有助於及時遏制網絡謠言的大規模傳播。因此，在治理網絡謠言的過程中，應充分調動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監管資源，合理利用其對網絡謠言行為的監管優勢。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