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
新的一輪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已經呼之欲出，轉變職能，盡可能少用行政杠杆去干預市場和社會，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精簡機構，增加行政過程的透明度，落實依法行政。一句話，厘清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邊界，將市場和社會能辦的事，交給市場和社會去辦，建設一個小政府。
我相信，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這樣的改革啟動起來不成問題，關鍵在於，如何讓改革成果持久有效。行政體制改革遭遇的困境是，精簡的機構再度膨脹，去掉的審批變相還陽。因而，行政改革不難，難的是如何保住改革的成果。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特別的國情，實際是有國家無社會。市場化的改革，隻能由政府來拉動。由行政體系拉動的改革，創造了經濟奇跡，也使得行政體系出現公司化的傾向。隨著市場的逐步成型，社會也有了雛形，如果政府之手無所不在，無所不管，而且日益膨脹，將會成為可怕的怪獸，對市場和社會無疑是一種災難，對中國國家發展，也是災難。中國的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如果不約束好政府的這隻看得見的手，恐怕前景堪憂。正因為如此，行政體制的改革，才會啟動。
這樣的改革，除了推進民告官的行政訴訟之外，還應該充分激活人大的權力，對行政體系實施硬性的預算約束，同時加強輿論監督。古今中外，行政體系自然的屬性，就是要自我擴張和擴權的。擴張對這個體系有利，對體系中人也有利，政府這隻手伸得越長，帶來的利益就越大。作為國家的整體，的確需要行政體系減肥，但行政體系本身，卻有著“增肥”的天然沖動。而行政權力擴張的結果，導致審批權和許可權的增加，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合法和非法的干預，機構的膨脹，帶來了市場的畸形，也加劇了官民之間的矛盾。但是，即使行政體系中人能意識到這樣的擴張帶來的弊端和災難，身在其中，單純靠自身的覺悟收斂自己的行為，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精簡放權的同時，還要加強外部的硬約束，缺此一項，反彈幾乎是一定的。即使民告官可以激活，如果司法系統依然受限於行政體系，其效果必然不佳。沒有外部的約束，改革的成果就容易被侵蝕，精簡的機構，收縮的權力，會一點點擴張膨脹。
防止權力“反彈”的辦法有一個，就是利用現成的行政壓力體系。眼下的行政壓力體系，是以政績考核為中心的，GDP是核心指標。如果改變政府職能，連帶著改變壓力體系的指標內涵，從擴張型變成約束型，把改變政府職能，限制自身權力作為考核目的，從理論上，顯然是可行的。
但是，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行政系統一級管一級，一級考核一級，如果用來追求GDP，具有內在的動力，因為這樣的追求，會給每一級政府帶來越來越大的利益。反過來，如果考核目標變成層層約束，勢必導致利益越來越小，好處越來越少。機構和機構中的個人，哪裡來的熱情和動力來做這樣的事呢？改革之初，由於自上而下的強大政治壓力，人們也許會勉為其難，一旦時間長了，壓力鬆了，下面就一定會反彈。所有的約束性考核，都會變成具文。整個體系，轉過來去做考核禁止的事情，似乎具有不可阻擋的可能性。
因而，施加壓力的可行方式，是中央層面帶頭，自上而下地不斷施加壓力，通過不間斷地檢查督促，確保各級政府的自我約束，不亂伸手，不越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