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聯合”還是“成功實証”？

提要：要從思想理論上拋棄所謂“國際共運”的舊觀念，不再簡單機械地沿用“國際主義”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類傳統觀念和口號去思考問題。當今社會主義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獨立自主”和“民族特色”。平等交流借鑒是必要和有益的，但追求“聯合”、“統一”、“一致”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而且不利於社會主義“多樣性”發展和“民族特色”的形成。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發展，不取決於“國際聯合”，而靠“成功實証”，要靠社會主義搞成功的實際例子來証明社會主義確實優越於資本主義。中國支持世界社會主義“多樣性”發展，決不扛旗、決不當頭，也決不謀求向世界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

近來有論者強調“國際主義”原則，主張中國共產黨應“更多地幫助和支持”各國共產黨，要“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另一位論者則在重新強調“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之下，一口氣提出了6個以上的“聯合”方案，其中包括要重新成立新的“共產國際”。一家著名的官方網站竟將此文加上了《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取決於國際無產階級的有效聯合》的通欄大標題，非常醒目，影響很大。這些論述和舉動向世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世界社會主義未來取決於什麼？中國究竟應怎麼辦？這是關系中國的戰略策略和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來不得半點兒戲，對此筆者不敢苟同。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未來如何發展，中國應如何對待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這需要認真學習貫徹落實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發展要靠“成功實証”的重要思想。下面就此談談個人的一孔之見。

一、從思想理論上拋棄“國際共運”的舊觀念

“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嚴格說來算不上一個“運動”。它不過是彼此獨立自主、各行其是、沒有統一聯系的各種名目的社會主義力量、社會主義流派或社會主義模式的一個“大匯總”。它們一般不滿資本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自稱要搞社會主義，實則是一個龐雜的“大左翼”。我這是從廣義上來談社會主義運動的，如果按這些論者狹義的定義，隻承認共產黨所搞的“科學社會主義”才算“真社會主義”，而將其他一切自稱“社會主義”的流派統統排除在外的話，那社會主義運動的范圍和力量就更小更有限了。

總起來看，現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除在“三南”（南亞、南非、南美）有些發展外，別的地區都沒什麼起色。其中有些已變成了宗派組織，缺乏群眾基礎。有些陷於內部紛爭，毫無社會影響。有些因循守舊，站在極左立場指責中國在“搞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能迅速發展，當然好﹔國際無產階級能聯合起來，當然好。但面對世界社會主義這樣的現狀，誰能看到其大發展的前途和希望呢？不僅如此，甚至是現在所謂“一大四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應有“應變的思想准備”。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主義處境雖然有很大改善，但“資強社弱、資攻社守”，社會主義仍處低潮的大勢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因金融危機受重創，但決不能認為它已是“風雨飄搖四面楚歌”。西方社會多數人接受在“資本主義制度內調整”，而不會出現“體制外革命”的形勢，不會是什麼“社會主義大發展的時機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發生劇變時鄧小平曾強調：“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隻要中國社會主義紅旗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將始終站得住”。“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少管別人的事”，“隻要歷史証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夠了，別國的社會制度如何我們管不了” 。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戰略抉擇仍然是完全正確的。

在這裡，除了強調要尊重鄧小平這些戰略抉擇之外，要特別提醒有關論者務必注意，當今這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與過去的“國際共運”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必須從思想理論上拋棄所謂“國際共運”的傳統觀念，不再簡單機械地沿用“國際主義”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之類傳統觀念和口號去思考問題。

早在1979年，時任中聯部副部長的李一氓同志在中央黨校作報告，就很有理論勇氣地提出“國際共運”已不存在了。他解釋說，“我以為國際共運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組織，共同的綱領，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動，如像從前第三國際時代，或者后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時代。那是可以這樣講。現在兩者都沒有了。現在提國際共運，隻能是個因襲下來的提法，真正說起來，這個國際共運是不存在的”。當時中聯部有個內部刊物叫《國際共運》，他將其改題為《世界共運》。他說，國際共運是有各方面內部聯系的，現在這個聯系沒有了，用“世界共運”這個名詞可能好一點。李一氓同志的這一觀點，敏銳地抓住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的帶全局性的大變化，真是落地有聲，發聾振聵，影響很大，后來實際上成了我們黨在調整對外工作時考慮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不就是黨的對外工作的最大的實際嗎？

當然，這涉及如何認識和對待“國際主義”的問題。究竟什麼是“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國際主義與各黨獨立自主並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說過，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因此，他們認為“真正的國際主義無疑應當以獨立的民族組織為基礎” 。“國際合作隻有在平等者之間才有可能” 。“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 。

長期以來，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國際性”是有曲解和誤解的。其突出表現是，片面強調社會主義事業的國際性、共同性和統一性，而忽視了各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獨立性、民族性和差異性。這是不正確的，妨礙了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加上蘇共領導人附加到“國際主義”名下許多錯誤的解釋和做法，更是嚴重損害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更需要清除。此外，即使是正確的國際主義思想精神也必須與時俱進地調整發展，不可凝固不變。

列寧在實踐中對國際主義的認識也有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十月革命勝利前夕，列寧曾樂觀地認為“資本主義崩潰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 ，十月革命后，列寧又提出“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 ，“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已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於是在1919年成立“共產國際”，以此來推動“世界革命”的發展。但后來形勢的發展証明，世界革命並未如期到來，特別是吸取了1920年蘇維埃以武力推動波蘭革命失敗的教訓，列寧改變了思路，明確提出：“即使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推遲爆發，無產階級政權和蘇維埃共和國也能夠存在下去” 。他隨即調整了蘇維埃的對外政策。一是強調不能“強行推動” 革命 ﹔二是主張“我們在國際政策上要盡可能地機動靈活” ，對外援助應“量力而定” ﹔三是提出“希望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來進行國內建設” 。於是列寧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外交原則，致力於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建立平等的經濟貿易關系，並且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再次說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它是不斷發展的理論，與時俱進是它的理論品格。

我們黨對“國際主義”和支持“世界革命”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直到1975年毛澤東還同泰國人講，“共產黨哪有不支持共產黨的”，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仍然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援世界革命，沒有放棄打倒帝、修、反的口號和“外交服從革命”的提法。當時全黨都認為實行國際主義、支持“世界革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近30年來黨的對外工作的最大變化，就是總的指導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轉到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為國家建設爭取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上來了。這一轉變當然是必要的、正確的，符合馬克思主義和時代要求的。試想想，如果我們簡單教條地對待毛澤東“共產黨哪有不支持共產黨的”的那句話，不具體分析應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方式、怎麼支持、支持其干什麼、會取得什麼結果、將產生什麼影響等一系列問題，而繼續讓某些黨在我境內設立反對其政府的電台，這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革命不能輸出”的原則，而且會嚴重影響我與相關國家的關系。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這是鄧小平既堅持原則，又具有靈活性創造性，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體現，否則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大好的形勢和局面。

歷史上蘇共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對國際主義加以歪曲、偷梁換柱地夾售私貨，嚴重損害了國際主義的聲譽和國際共運的發展。我們黨一些不自量力的援助，不僅使我們背上了難以承受的包袱，甚至出現“斗米養仇人”的現象，而這種援助既助長了一些黨的依賴思想，還使他們嚴重脫離本國實際，猶如無土花木。這些教訓很值得總結，限於篇幅就不一一去說了。總之，國際主義中即使是正確的思想精神，也是需要與時俱進地調整發展的，不可凝固不變。決不應將“國際主義”神聖化、凝固化和絕對化，視為天經地義不可變動的“鐵律”。 國際共運實踐表明，任何一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雖然離不開國際同情、支持和幫助，但它首先是在一國范圍內進行的，其勝利和成功歸根結底要靠自己國家的黨和人民。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陳舊的觀念是需要清理澄清的。

二、從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實出發

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最突出的特點是，從過去強調“國際性”和“統一性”的束縛中跳出來，轉向強調“獨立自主”和“民族特色”了。現在各種力量都是獨立自主的，它們從本國實際出發“自行其是”，成功或失敗都由自己負責，任何黨無權干涉別黨的內部事務。

首先應當看到這是件大好事。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進步，是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過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是以“一條道路、一種模式、一個中心、一個階段”為特征的。所謂“一條道路”就是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所謂“一種模式”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所謂“一個中心”就是認為社會主義似乎總要有個“頭”，或至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要有條共同的“國際總路線”，所謂“一個階段”就是忽視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家發展的不同的階段性，似乎各國都處在同一發展階段上，都要實行大體相同的政策和措施，採取大體一致的搞法。這雖然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本意，但在長期實踐中，各國共產黨人大體上都是這麼理解和這麼做的。這條傳統戰略是強調“國際性”和“統一性”造成的結果，它使各國千篇一律，嚴重阻礙了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如果仍繼續沿襲這樣的發展思路走下去，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多樣性”就沒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也就沒有了，世界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其次，必須從世界社會主義的現實出發，考慮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問題。由於各種力量和流派，都聲稱要搞社會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這個大主題上，是存在一定“共同點”的，因此存在著在平等自願的條件下進行交流，相互借鑒的需要和可能。但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論問題，各自認識和理解的差別是很大的。因此又需要有包容的心態、求同存異的精神，不能強求一致。這就是說，交流借鑒有必要，但追求“聯合”、“統一”、“一致”既無必要，也不可能，而且可能妨礙社會主義“多樣性”發展，不利於形成各自不同的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

在如何處理彼此關系的問題上，我們黨提出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等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總體而言也是適用於處理同其他社會主義力量的關系的。我們是四項原則的倡導者，當然會帶頭遵守維護它的嚴肅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聯東歐劇變期間我們黨在“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一原則問題上經受了一場考驗。

20世紀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新思維及其錯誤路線，不僅葬送了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成果，而且對我國造成了嚴重沖擊。若聽任不管，會直接影響和威脅中國。若要管，卻又管不了，因為如何改革這是蘇聯的內政問題。當時國內有同志出於義憤和對社會主義前途的擔憂，主張肯定《九評》，組織撰寫《九評》式的文章，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但鄧小平沒有同意，他說“不管蘇聯怎麼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同時鄧小平又強調，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隻要中國社會主義紅旗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將始終站得住” 。

鄧小平的這些思想主張，實質上是將“對外方針與對內方針區別開來”。對外吸取過去大論戰的歷史教訓，決不再搞意識形態爭論，這就維護了國家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尊嚴，沒有干涉蘇聯的“內部事務”。對內強調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並教育黨員和群眾與戈爾巴喬夫錯誤路線劃清思想界線，抵制和反對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做法，防止其影響我國內穩定，沖擊我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這是我們的“內政”，是維護我“獨立自主”原則的要求。前者（對外不開展對戈爾巴喬夫的批判）避免了上世紀60年代“大論戰”的重演，后者（在國內同戈爾巴喬夫劃清思想界線）又避免了蘇聯東歐的悲劇在中國重演。這樣既維護了“不干涉內政”原則，又維護了我“獨立自主”原則，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符合世界社會主義的根本利益。正是由於有鄧小平的這些戰略抉擇，世界社會主義雖然在蘇聯東歐遭受了“大挫折”，但是卻在中國卻出現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從而使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呈現出“大挫折”和“新局面”同時並存的態勢。國際媒體普遍評論說，鄧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會主義大船”。

再次，從理論上講無產階級是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的，它們應聯合起來，但現實情況並不是那麼簡單的、符合我們的願望和理想的。共運歷史與世界現實均表明，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都有自己不同情況、不同的國家民族利益，弄得不好，不必說聯合，甚至還可能發生沖突和戰爭，這已被實踐所証明了的。現在美國勞聯產聯等工會組織，因怕低價中國商品競爭而成了美國最反華的力量之一。實際情況是，有時同王室、資產階級右翼或企業家打交道，要比同所謂“左翼”更容易，因為前者更務實。近年來在中國南海和朝鮮核問題上，中越和中朝關系因利益交錯也變得復雜起來了。原來的兄弟可能成為敵人和對手，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切說明，理論與實踐、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常常是很不一致的。

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傳統口號，應歷史地、全面地、科學地加以理解和發展，不可機械、狹隘和僵化地予以對待。列寧根據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曾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擴大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上世紀60年代歐洲共產黨人曾提出以“新國際主義”代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概念，除了不滿蘇共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名行干涉控制之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階級結構的變化，使“無產者”的比例下降，仍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范圍太窄了，不能團結更多的社會階層。在今天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新歷史條件下，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信息通訊和交通技術使“地球村”變得越來越小，各國聯系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下，仿照北京天安門城樓前的標語，強調“全世界人民大團結”似乎更能體現馬克思主義傳統口號之精髓。至於今天談論馬克思主義和左翼力量的共同統一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以及建立世界社會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問題，甚至主張重新成立新“共產國際”等問題，是更需要慎之又慎的問題。

三、服務於國家基本戰略和總體外交大局

中國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立場和態度，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本質上是中國的一個“對外窗口”問題，因此必須服從服務於黨和國家的基本路線和總體外交戰略的全局。隻能配合，不能抵觸，隻能幫忙，不能添亂，這應是一個總原則。

中國的對外戰略早已是明確和既定的。鄧小平早就說了我們要“韜光養晦”、“決不扛旗”、“決不當頭”，這就包括了不扛世界社會主義這面大旗，不當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頭。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有新發展，這集中表現在對內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對外實行“和諧外交”、促進世界共同發展。2001年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提出“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而努力。”2005年9月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演。胡錦濤說：“中華文明歷來注重社會和諧，強調團結互助。中國人早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向往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在考慮對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方針政策時，上述思想和戰略抉擇也是必須考慮在內的。

經過近30年來的調整和努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正在發生改變，即認為“中國不同於過去的蘇聯”的人數在增加。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的演講強調，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斗”。他說：“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系。”基於對中國的這一認識，佐利克提出將中國定位為是美國的“利益攸關者”。這些情況說明，新時期中國對外戰略目標的調整，已被美國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國人所認識、所承認，這對我們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有益的。當然美國還存在對中國抱冷戰思維的敵對力量，我們不能喪失警惕，並要有所准備。我們的對外政策和舉動，應著眼於擴大前一種理性的力量，而不要為后一種敵對力量提供借口，提供丑化妖魔化中國的把柄。

總體而言，要把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方針政策作為中國一個“對外窗口”來做好，既要積極又要把握好分寸。考慮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成分的復雜多樣性，中國對其必須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對越、老、朝、古等四個社會主義國家，要重點處理好，要爭取好的關系，又要有所警惕，不要過於強調特殊，不要期望值過高，甚至要有“應變的准備”。對於聲言搞社會主義的某些拉美左翼政權，可抓住機遇，廣泛開展合作。對於非法的左翼組織要特別謹慎，不要被人利用，破壞我對外關系。對論壇式的學術集會，可積極參與，增進了解，獲取信息，加深友誼，甚至還可借機宣傳自己，回應西方的無端攻擊。至於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國際統一戰線”，甚至要成立什麼新的“共產國際”，這是很不現實的。我們與“大左翼”交往，目標不在追求組織上的什麼“聯合”、“統一”、“一致”，而應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和包容的態度，重在交流情況，相互借鑒，加深了解，增進友誼，“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中國在如何對待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上並不是“無所作為”的，但關鍵是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排除“左”和右的干擾。右的干擾主要表現為主張照抄照搬西方體制。對此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駁斥和反對，然而如果採取違反常識常理的反法，是反不倒這股勢力的，說不定會越反越亂。在如何對待社會主義流派的問題上，“左”的傾向集中表現為“唯我獨真”——以“真社會主義”自居，而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統統斥之為“假”社會主義，不屑一顧。這種“非真即假”的簡單化態度，是不科學的、非常有害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1841—1929)中年時期曾經一度接受社會主義的某些觀點，馬克思稱之為“半社會主義” 。孫中山說他的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振興國家實業)就是社會主義，列寧雖然說他的“防止”資本主義的理論“從學理上講是反動的”，但並未因此就說是“假社會主義”，而稱其為“主觀社會主義” 。對現今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許多社會主義流派，何嘗不可以承認他們是自稱的那種社會主義，而採取開放包容交流合作的態度呢？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但決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他社會主義力量按他們的方式對推動社會進步所起的進步作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社會主義因素和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也應取開放和借鑒態度。以包容的心態，求同存異的精神，承認有各種社會主義流派，這比隻把“一大四小”(中國加越、朝、老、古)看成是“真”社會主義，更能提高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底氣。

在世界社會主義流派多彩紛呈的今天，應採取廣義社會主義的概念，承認社會主義的多樣性。現在社會主義這個“大左翼”，既包括各種名目的社會主義力量、社會主義流派，也包括各種社會主義模式。除了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各種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之外，在發展中國家也有許多社會主義流派，如在拉美有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提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的“社群社會主義”、巴西勞工黨提出的“勞工社會主義”等。此外，前蘇聯東歐地區劇變時決定放棄社會主義而回歸歐洲資本主義，現在對它們的一切不能簡單地統統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簽而完全加以否定，其中有的仍不乏社會主義的力量和因素。對世界上某些影響力較大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考慮作為探索社會主義的“朋友和伙伴”對待，有重點地擴大與它們的交流和合作，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益的參考借鑒，又可結交更多有影響的左翼朋友。

總體而言，中國要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支持世界社會主義“多樣性”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跳出“國際性”和“統一性”舊巢穴，向著“獨立自主”、“民族特色”方向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社會主義的“多樣性”發展是一種歷史進步，是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的希望之所在。中國要支持世界社會主義“多樣性”發展，決不扛旗、決不當頭，也決不謀求向世界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世界最終向什麼方向發展，要由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選擇來決定。

四、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取決於“成功實証”

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並不取決於什麼“國際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共運歷史表明，任何一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雖然離不開國際同情、支持和幫助，但它首先是在一國范圍內進行的，其勝利和成功歸根結底要靠自己國家的黨和人民。蘇東劇變的教訓，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中沒有形成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比較優勢。鄧小平一再強調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歸根結底，要靠社會主義成功的實踐來証明其優越於資本主義，以贏得人心民心。

鄧小平在1986年12月曾說：“社會主義總的來說比資本主義優越，但要靠我們的發展來証明這一點。我們要做的事就是証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我們要做這件事，但不是幾年時間就能做到的，看來要用五十至七十年” 。“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証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 蘇共消亡蘇聯解體之后，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一再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已為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實踐發展所初步証明。十年前，西方媒體還在唱衰中國，中國“崩潰論”很有市場。但2008年西方爆發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增長，並已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於是西方媒體迅速轉向“拔高和熱捧”中國。這雖然不乏其戰略需要和某種陷阱，但首先應當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實已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一種反映。

這種情況集中表現在西方不少學者對研究“中國模式”顯示出濃厚興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經宣揚人類歷史將以“華盛頓共識”為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他在2009年“變調了”，反過來肯定中國模式，稱中國模式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並認為這種模式“也許會超過西方模式”。此外還有不少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贊揚中國模式。譬如《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作者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的制度”不會統治世界，但會“坐上世界優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趨勢》的作者、美國未來學者約翰•奈斯比特，2009年寫了一本新書《中國大趨勢》，提出中國模式的十大趨勢，認為“中國在創造一種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英國發展問題專家庫伯•雷默認為，中國模式的總特征是“權威式的管理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德國社會學家韋爾策認為，“中國模式甚至有可能成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贊揚，不能不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的一種肯定。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說過：“到下個世紀中葉，我們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不但是給佔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到那時，必將進一步証明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必將進一步証明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並不是取決於“國際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而是靠社會主義搞成功的實踐來贏得人民的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