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佔陽
核心提示： ◆黨建必須主要靠他律，不能主要靠自律 ◆隻有在強有力的他律約束下才能擋住和淘汰大批投機鑽營分子 ◆從首先依靠敵人監督，轉向首先依靠通過民主法治實現的人民監督 ◆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既要關進小籠子裡，更要關進大籠子裡 ◆“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內涵是“人民管干部”，這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 ◆既要黨建科學化，更要黨建民主化 ◆不能孤立地搞黨建，隻能走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道路
蘇共亡黨的教訓問題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戰略性問題，黨的建設究竟如何搞？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深刻的啟示和教益。
最根本的是保持黨的性質，避免共產黨名存實亡
總結蘇共亡黨的教訓，首先應看到：1991年不是蘇共亡黨，而是假蘇共亡黨。蘇共是先名存實亡，以后才又名實俱亡的。隻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才有可能抗風險。
蘇共逐步蛻化變質為官僚特權階級政黨的過程，就是其走向名存實亡的過程。當絕大多數蘇聯人民認為蘇共已是代表特權階級利益的政黨時，蘇共實際已經不是共產黨了，只是仍然挂著共產黨的招牌而已。所以，蘇聯人民拋棄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真正的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會被人民拋棄。而假共產黨是以權謀私的，所以必然會被人民拋棄。
當戈爾巴喬夫掌權時，實際已是“死馬當活馬醫”了，根本就無力回天。由於蘇聯的國情，蘇聯根本不可能先經改、后政改。戈氏被逼到先政改的路上后，黨內權貴想棄黨，人民想棄黨，許多軍人也在這種氛圍中不願保黨，再加上他本人缺乏政治經驗，政改又無先例，實際上已經不可能救黨了。
由此可知，蘇共亡黨的真正教訓是：必須在保持黨的性質上下大工夫。真正應當深入思考的是：為什麼蘇共蛻化變質、名存實亡了？怎樣才能避免這種無可挽回的局面，從制度上搞好黨的建設？
有些人總結蘇共亡黨教訓的大方向是錯誤的。回頭走僵化死板的老路，拒絕政改，拒絕民主法治，拒絕政治文明，隻靠圍追堵截，以致於搞維護特殊利益集團、壓制人民的所謂“階級斗爭”，這就隻能使中共步蘇共之后塵，亡黨亡國。這是形左實右的錯誤道路。
隻有黨建與政改相結合才是根本出路
部分黨員干部的蛻化變質實際已經很嚴重了。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治黨、救黨。救黨的當務之急是打老虎、拍蒼蠅、洗洗澡。這既是治標，又是部分地恢復黨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也是為政改開辟道路。
但要從根本上治黨治國，全面恢復黨的性質和活力，那就必須依靠以實現民主法治為目標進行政改。這種政改本身就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黨建。以下再就此談幾點意見。
一，應當明確，黨建必須主要靠他律，不能主要靠自律。強有力的他律是達到黨建目的的基本條件。若無此條件，主要依靠自身建設，即主要依靠黨的自律和干部自律，必然走向失敗。因為自律不可靠，他律才可靠﹔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失敗。蘇共失敗如此，其他政黨走向嚴重腐敗亦如此。
二，應當明確，共產黨員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正常人、普通人﹔隻有在強有力的他律約束下才能擋住和淘汰大批投機鑽營分子，進而又通過自身建設培養出大批優秀黨員和干部。
三，應當高度重視和平年代黨建特殊規律，從首先依靠敵人監督，轉向首先依靠通過民主法治實現的人民監督。
黨在戰爭年代最強有力的他律實際就是戰場上的敵人，這個他律要比多黨制厲害得多：怕死的不敢入黨，入黨的又要通過黨建提高，否則就會在戰場上犧牲和亡黨。所以，戰爭年代的黨建成功客觀上首先是靠敵人的監督，然后才是靠自身建設。沒有強有力的他律就不會有普遍的、強有力的自律，也就不會有日益走向成功的黨建。這是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黨建的普遍規律。
和平年代黨建的特殊規律是：在沒有敵人監督后，隻有人民才能監督黨，人民也隻有通過民主法治才能持續有效地監督黨。如果人民管不著黨，黨又大權在握，這就是不受制約的權力，也就必然走向腐敗和亡黨。蘇共亡黨的深刻教訓就在於此。毛澤東當年關於周期律的談話講到了關鍵，但未落實。鄧小平說，如果不對蘇聯模式的政治體制進行堅決、徹底的改革，黨就會蛻化變質，最終亡黨亡國。但也未落實。再不積極落實，也就沒有機會了。
四，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既要關進小籠子裡，更要關進大籠子裡。以往關於黨政干部紀律，關於反腐、反特權的規定，實在是多得很，也實在是沒有多大用。究其原因，就在於它們是黨和政府的自律性的小籠子。自律靠不住，人民又管不著，這就意味著小籠子沒上鎖，有籠子也沒用，實際是基本上沒籠子，腐敗、特權照樣搞。蘇共當年就是這樣。
隻有讓有權利但沒有權力的人監督有權力的人，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種“大籠子”，就是民主法治。有了“大籠子”，“小籠子”就有鎖了，這個“鎖”就是人民。隻有讓人民能夠通過民主法治實現系統、周密的監督，才能真正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這才是最根本的黨建。
五，“黨管干部”與“黨與人民共同管干部”。“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內涵是“人民管干部”，這是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隻讓黨管干部，人民無權管干部，這不是人民當家作主，不是社會主義。人民無權管干部，結果就是干部當家作主，權力不受制約，以致成為腐敗的特權階級，黨建也就越來越走過場，人民隻能干瞪眼，最后隻能氣得完全拋棄黨。這就是蘇共垮台的最深刻的教訓。所以，在指導思想上，我們應當將“黨管干部”改為“黨與人民共同管干部”。民主法治是實現“人民管干部”的根本制度，這就必須有政改，政改之后的黨建將是一片新天地。
政改是治本。政改之前的治標也應在思想和實踐中滲入“人民管干部”的因素，提出“既要堅持黨管干部，又要加強人民對干部的監督”，並探索相應的切實可行的措施。這在當前的群眾路線教育中可以做到。應當把“讓人民主動參與”作為深化群眾路線教育的重要方法。也就是說，不僅要向人民征求意見，發現問題，而且在提出、決定和評價整改措施方面也要廣泛地征求專家和民眾的意見，並把這作為一項“規定動作”。這當然也不可能取代政改，但卻是走向政改的一種准備，也是一種過渡。現階段還不可能做到“黨與人民共同管干部”，但它應當是努力方向。隻有在系統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的條件下，“黨與人民共同管干部”才能取得實質性的推進和實現。
六，既要黨建科學化，更要黨建民主化。隻講黨建科學化，不講黨建民主化，實際是逃避民主化。沒有黨建民主化，黨建科學化隻能是雕虫小技。從政治科學的角度看，這種“黨建科學化”也不科學。黨建民主化就是最大的黨建科學化。黨建民主化首先是黨內民主化。黨內民主化不能再葉公好龍了。沒有黨內民主化，最后連普通黨員都要拋棄黨，因為他們認為黨不是自己的黨，而是官僚的黨。所以蘇共亡黨時，幾乎全體黨員都默認了。
七，不能孤立地搞黨建，隻能走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道路。在學術領域，某些黨建研究者離開政改，孤立地研究黨建，甚至認為黨建可以代替政改，結果是思路越來越窄，思想也越來越“左”傾，而且還影響到中央決策。在實踐中，離開政改搞黨建，雖然也曾轟轟烈烈，但最終仍以“四大危險”收場，也在民間成為笑柄，因為它違背了和平時期隻能走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道路的黨建規律。所以，孤立地搞黨建是死路。隻有黨建與政改相結合，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
當前的群眾路線教育應當是新政改的准備。這種前后相繼的關系也是黨建與政改相結合的一種形式。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