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倫
近代中國發生了幾次啟蒙運動，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無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人們對這一場運動的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不過人們往往對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另一場啟蒙運動——時人稱之為“新啟蒙運動”，又被稱為“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的了解與研究不夠。
新啟蒙運動又稱“新五四運動”“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者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發起的、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為特色的思想文化運動。它以“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為號召，試圖突破“五四”啟蒙的歷史局限，促成中華民族的新覺醒。現在一般將陳伯達於1936年9月在《讀書生活》第4卷第9期上發表的《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作為新啟蒙運動的起點。此后，在共產黨文化工作者的推動下，新啟蒙運動逐步開展起來。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為了反對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蒙昧主義，反對文化復古主義﹔二是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社會需要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正是由於上面兩個原因，有人將新啟蒙運動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發展，因為運動進一步高揚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與愚昧﹔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反思新文化運動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態度。一般認為，抗日戰爭的爆發最終使新啟蒙運動被迫中斷。當然，我們並不認為這場啟蒙運動在抗戰后完全脫離了原來的軌道，形成了后來研究者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局面。
新啟蒙運動在開始之初提出的一些重要口號——“文化通俗化”“大眾化”“到民間去”等——在抗戰爆發后一直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者所繼承與發揚。從這個角度而言，新啟蒙運動並沒有被抗戰所中斷，而是被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動與發展，其意義與影響因而也十分深遠。
艾思奇在1937年發表的《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中提出：“舊啟蒙運動（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內）沒有努力在廣泛的民眾中去建立新文化。當然，五四文化也未嘗不是一種反貴族的民眾的文化，但它的廣泛性很有限制，……它（新啟蒙運動）要努力獲得一種新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達到最大限度。”艾思奇等人在一次文化座談上也談到新啟蒙運動的大眾化與通俗化問題：“說到推進這個運動的方法，無疑地要根據目前的一般文化水准。近年來文化界的努力已經開辟了這個運動的途徑﹔比如過去的‘大眾化’運動，‘通俗化’運動，對於讀者的確有了不少的貢獻。雖然如此，但過去的努力還是有嫌不夠的地方和極其顯著的缺點，比如通俗化的工作還做得不充分，文化的產物還沒有深入到廣大的民眾中去。”齊伯岩認為，要借白話文運動將啟蒙工作推向下層民眾，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下層啟蒙的工具。他說：“作為‘五四’成功基礎的語文運動，是白話文運動，現在我們的語文運動，不僅繼續白話文運動，而更把它大眾化，發展一個拼音的新文字運動，隻有用這個工具，才能使農工群眾接受新思潮。”
可以肯定的是，新啟蒙運動者從開始就提倡啟蒙與下層民眾的結合，提倡“大眾化”、“通俗化”路線。這可以說是繼晚清以來的中國近代下層啟蒙運動又一波“走向民眾”運動的開始。
一俟抗戰爆發，啟蒙的“大眾化”“通俗化”“民眾化”就得到了更為充分的發展。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一面試圖簡化漢字，推行漢字拼音化，從而提高民眾的識字率，進而進行抗戰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試圖通過“通俗文藝運動”，利用白話報刊、演說、戲曲改良等形式走入學校、走入農村，宣揚愛國思想、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操。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並且后來的歷史証明，中國共產黨成為這一運動的受益者。
就下層啟蒙而言，新啟蒙運動在抗戰爆發以后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因為新啟蒙運動之初所倡導的“大眾化”“通俗化”運動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新啟蒙運動是在強烈而急迫的民族危機之下開展起來的，因而在整個運動中，愛國思想、救亡思想、國家意識、民族觀念成為啟蒙者努力追求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並不奇怪。這也可以說是啟蒙與救亡相結合的一個范例。我們也可以從這種結合中看到它對中國抗戰事業的貢獻。
延安時期以至取得全國政權以后，毛澤東一直都十分重視下層民眾的教育與引導。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干部利用下鄉宣講、戲曲、秧歌、識字運動等方式，將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宣傳到社會最底層。從1942年開始，秧歌成為邊區民間文化的標志，這一民間傳統歌舞經過改造之后，被用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愛國救亡政策，激發民族意識，增強“誓死殺敵之決心”。這些秧歌生動地將當時的社會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宣傳給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大眾，將他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與反抗轉變為現代民族主義情感，從而最大程度地調動了下層民眾的力量，為奪取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戰爭期間，延安不僅是革命的中心，而且對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說延安已經成為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數以千計的學生、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離開城市前往延安，加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這樣，中國共產黨造就了一支強大的宣傳隊伍，也形成了一個全國范圍內的抵抗運動。
抗戰時期，這種“走向民眾”得到很多知識分子的響應，也包括許多“成名的作家”與文化人士，這種“走向民眾”式的通俗化運動甚至成為“抗戰建國動員工作的一部分”。當時山西的犧盟會、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西安的學生農村服務團等許多救亡團體往前線慰問，都以通俗的文藝形式散發、表演，許多刊物都發表了大量的通俗作品，從而可在民眾中進行表演與傳播。
這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抗戰等對廣大民眾顯得陌生而遙遠的概念，經過這些文化工作者的形象演繹，以通俗形式廣泛宣揚，從而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常識化進程，進而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方面，干脆將“大眾化”看成“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毛澤東后來干脆將“大眾化”看作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個特征。
從“大眾化”運動這一點而言，新啟蒙運動一直都在向前發展，抗戰爆發后這一方向得到了具體的實施與執行，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效。這不僅為中國文化的傳承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常識化的進程，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