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基金會理事長 張春生
194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接到周恩來從上海發給黨中央的電文，電文報告了陶行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毛澤東十分悲痛，沉思良久，隨后拿起毛筆，飽蘸墨汁，凝重有力地寫下了“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毛澤東”。此后，延安黨政軍民學、社會各界聯合召開了兩千多人的追悼大會，沉痛悼念這位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畢生從事教育，追求真理、與時俱進，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的一生，是無私奉獻、鞠躬盡瘁的一生，是心系人民教育並作出重要貢獻的一生。他崇高的理想信念，優秀的道德品質，強烈的創新意識，矢志不渝、百折不撓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他所展示出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高尚風范，將永遠鐫刻在我們心中。
勇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教育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再改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於安徽黃山腳下歙縣黃譚源村。
1917年夏，陶行知從美國學成歸國。此后近十年，他一邊歷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教授、教務主任，一邊花大量時間在城鄉各類學校開展調查研究，在自己的辦學實踐中不斷剖析舊傳統教育脫離實際、脫離勞動、脫離民眾的弊端。他尖銳地指出，舊的傳統教育是“先生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他提出，新的教育不能隻靠文字和書本，而是要使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去求取真知，他創立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陶先生說，“必須徹底改革舊的傳統教育的教學方法”，教育要做到“教、學、做合一”，其基本精神就是教育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他主張學生要“手腦並用”，“在勞力上勞心”。他還提出，教育應該是“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有歷史聯系的”﹔教育是民族、大眾、人類解放的工具。
1927年，他舍去教授、教務長不當，拒絕國民政府的高官厚祿，毅然脫去西裝、皮鞋，換上布衣、草鞋，來到南京郊區創辦了曉庄師范學校，走出一條徹底改造舊傳統教育的道路。陶行知創立了符合中國實際的嶄新教育模式，創造性地實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卓有成效地推動了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此后，他又披荊斬棘，克服重重困難，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等。他畢生獻身於祖國教育事業，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優秀人才。
陶先生的教育理論，很好地體現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觀，正確地分析和處理了教育和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為振興中華服務。
全心全意為勞動大眾辦好教育
陶先生認為，自古以來培養什麼樣的人都是辦教育的首要問題。他主張學生要從人民中來，再回到人民中去，“學校不是培養人上人，而是培養人中人。”他主張“民主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辦教育，為人民自己幸福而辦的教育”。他堅決反對辦教育隻為少數有錢的人服務，主張教育工作者要為勞苦大眾的窮孩子辦學。
為了實現這一高尚的信念，從上世紀20年代的青年時期開始，他就心甘情願放棄城市優渥舒適的生活，下鄉為農民辦鄉村教育：自願“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他鼓勵曉庄師范、湘湖師范等校的學生去艱苦的鄉村和偏遠的地區為農民辦教育，做農民的知心朋友。他認為隻有向農民燒“心香”，才能成為“第一流的教育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陶行知先生重視鄉村教育工作早有極高評價。周恩來曾高度贊揚過陶行知注重農村工作及發展鄉村教育的重大意義。陶行知不僅重視抓農村教育，上世紀30年代還在上海等地一些工人區辦工人夜校，在同工人的接觸中，他認識到工人階級是社會的中堅力量。
身教重於言教 關愛學生 教學相長
陶行知的職業道德，首先表現為堅定的獻身教育的職業意識。教師的職業意識，是他的職業感情、職業信念、職業意志及習慣的基礎。他撰寫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對聯，高度集中地表現了他徹底獻身教育事業的高尚品德。
陶先生用畢生精力辦教育，與不同年齡、多種性格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既是孩子的教師、長輩，又善於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陶行知說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有“師愛”，“我們奮斗的工具是愛力不是武力”。師愛是教師的職業特點和應有的感情修養，高尚純潔的師愛，能引起師生心靈深處的強烈共鳴，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陶行知在《第二年的曉庄》一文中指出，愛是一種力量，“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裡發出來的，才能打到心的深處”。
陶行知的師愛，具體地表現在他對教育對象的尊重、信任，並竭力保護他們，公正地對待他們，施之以最好的教育。早在1930年春辦曉庄師范時，他就寫了一首《糊涂先生》的詩來提醒教師愛護學生、了解學生，不要輕易對學生下結論，更不能體罰學生。詩中有這樣幾句話：“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裡有牛頓，你的譏笑中有愛迪生”。這充分表現了他對教育對象的信任。他認為“當學生的不應當強人從己，也不應當舍己從人。”他常引用亞裡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積極鼓勵學生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有的小學生把他的詩句“大孩自動教小孩”改為“小孩自動教小孩”，把“讀了書，不教人，甚麼人？不是人”后一句改為“木頭人”。他不僅不生氣，反而表揚說“這也証明小孩子有創造力”。
陶先生是人才幼苗的熱心保護人，他推行的小先生制，証明了他對小學生的信任。熱情關愛與嚴格要求是統一的。陶行知始終不忘對學生加強品格修養指導。他說：“真正的訓育是品格修養之指導。”他反對“教育與訓育分家”，更反對偵探式的訓育，主張“善教人者，隨事寓教”，“知識品行合一。”他時常教育兒童要明是非、知善惡、辨曲直。他要求教師不僅課堂上對學生負責，對課堂外的活動、休息時間也不能放鬆管理，以期“使學生不致在休息時間作出惡事”，對犯錯誤的學生，他總是滿腔熱情地開導說，“過則勿憚改。失之於前，改之於后，不失為顏回，不失為周處”。
1940年陶行知在給兒子陶曉光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必須堅持寧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絲毫妥協。你記住這七個字，終身受用無窮，望你必須朝這方面努力，方是真學問。”
畢生追求真理 堅定不移跟共產黨走
近代中國危機多難，使得“教育救國”成為很多知識分子的夢想。面對當時民族危亡、國難當頭的社會環境，陶行知勇敢地站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爭的前沿，將滿腔的愛國熱情傾注於人民教育事業，把普及大眾教育，提高民族素質，培育一代人才視為救國之舉、興國之計、報國之志，並以此為己任。
陶行知一生經歷過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北伐戰爭，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直至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再次發動全面內戰，在多年的教育與實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中，他逐漸地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在上世紀3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中，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別是他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接觸，通過書信、電文來往和工作實踐，他深信隻有馬列主義是真理，隻有共產黨才是中國振興的希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裡，為爭取民主解放反對獨裁統治，他奔走呼號，舉旗吶喊，光演講就達100多場。直到他去世前，一直都與共產黨的領導人保持著親密關系，所以周恩來稱他是“無保留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本文資料來源：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陶行知教育思想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