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對過去的責任，簡單地說就是讓學生具有歷史的記憶。習近平同志最近說過，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當然，我們肯定不是對自己的歷史完全沒有記憶，只是對我們自己歷史上的錯誤、丑陋、恥辱等，時常缺少深刻記憶。讓學生記住歷史，不管是榮光還是錯誤，大學有其特殊的作用和責任。
審視大學對歷史的記憶如何，不妨先看看大學對自身歷史的記憶。中國大學對自身歷史的記憶，更多著眼於過去的成就或可歌可泣的奮斗歷程，那當然值得記憶。但還有一些，卻被淡忘了。中國有五十年以上歷史的大學不在少數，這些大學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時，差不多所有的大學都存在其著名教授和學校領導被羞辱、被迫害的例子。雖然說，那種行為有當時的社會原因，但種種野蠻出現在大學中，難道不是一種恥辱？又如，有一些大學對學校出現的學術誠信問題或其他不端行為盡力捂住，生怕影響學校聲譽。諸如此類的事，有幾所大學“記得”？其實，留下記憶的重要性，遠不在於記住事件本身，更在於那種記憶其實就是一種人格教育。
世界上有些國家及其大學對歷史的記憶值得我們借鑒。可以看看德國人是如何對待歷史上恥辱和錯誤的記憶的。德國哥廷根大學在1837年發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七名教授因反對漢諾威國王廢除憲法之舉而被驅逐出校，哥廷根大學讓她后來的千千萬萬個學子記住了這一恥辱。2000年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了“賠償基金法案”，成立了“記憶、責任和未來”基金會，專門負責對二戰納粹黨勞工的賠償。時任總理的施羅德，還把納粹強制勞工稱作德國歷史中“痛苦的一章”。這些行為都得到世界的贊賞。相形之下，日本某些政客缺乏歷史恥辱的記憶，是多麼令人生厭。
對歷史的記憶，首先表現在對歷史真相的探究。其實，不管是官員、學者，還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知道歷史真相的權利。新中國成立后幾個重要時期（如三年飢荒時期、“文革”時期）的歷史真相，別說年輕人，就像筆者這樣年紀的親身經歷者，都所知有限，因為當初自己親身經歷的，畢竟只是局部的一點情況。至於現在的年輕學生，所知則更有限了。僅以“文革”為例，即使我們黨徹底否定“文革”已經有三十余年的歷史，但時至今日，卻有不少年輕人對“文革”缺乏充分的認識。我問過不少大學生，對“文革”是什麼感覺、有什麼看法，多數同學的確都說“文革”不好。當我再問究竟如何不好時，回答各異，卻少有深入見解。還有的只是聽說不好，但說不出具體什麼不好﹔極個別人甚至覺得“文革”也挺好，不是大民主嗎？對於給咱們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很多年輕人沒有感覺，甚至極少數年輕人竟對之有某種依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對此，大學該有何種反思？簡單地說，就是我們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看看我們的教材，對“文革”十年的劫難，只是寥寥數語，雖然否定，但由於太抽象，既缺乏對眾多人和事的具體真相的描述，又缺乏本質的分析，如何能讓學生對“文革”有清晰的認識？
要讓學生對“文革”真正有記憶，不僅讓他們多知道一些的事實，還需要讓他們知道“文革”錯誤的本質，理解產生“文革”的深刻的社會原因。如果學生多了解一些“文革”中那麼多人受迫害的情況，他們就能知道對人的蔑視多麼可怕﹔如果學生多了解一些大串聯、大字報等情況，他們就容易理解那種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如果學生多了解一點人們那麼容易被煽動，他們就知道個人迷信多麼可怕﹔如果學生多了解一些那時殘酷而詭異的斗爭，他們就可能知道道德在無約束的權力面前多麼不堪一擊！對“文革”真正的記憶，就在於在對真相進行了解的基礎上，進而思索人的意義、民主的意義、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意義！
認識“文革”不是為了清算個人，而是為了徹底消除產生“文革”的社會機制和改良產生“文革”的社會土壤。如果學生真正了解了文革，知道正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徹底否定了那一段歷史，學生認識的肯定是一個勇於改正錯誤的黨，一個實事求是的黨，一個充滿自信的黨，一個值得信任的、能夠領導中國崛起的黨。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並對“文革”有真實感受的人，將逐漸離開大學講台了，大學和社會又將如何讓年輕的一代對“文革”具有真正的記憶？
對過去的責任，說到底還是為了未來。記住過去的痛楚和丑陋，無非是避免重復過去的錯誤，無非是給予咱們國家對過去社會病的免疫力。
是否能對過去與未來負有責任，恐怕是一流大學最重要的標志。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產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學，而這個責任是萬萬不能忽視的，也是萬萬不能回避的。不盡到對過去與未來的責任，不可能是一流的大學，沒有一流的大學大概也不可能成為一流的國家，也不可能真正地實現“中國夢”。故中國大學能盡到對過去與未來的責任，那是社會之幸、國家之幸，當然也是大學自身之幸！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