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胡 敏
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
即將於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世人矚目,輿論認為這將開啟中國新一輪改革。其中,政府改革作為一項最具深遠意義的改革,在這張 “頂層設計”圖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並將成為一攬子經濟改革政策的主線條,從而奠定起未來30年在中國真正走向成熟、法治、開放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高峰會議上再次強調,未來中國將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一場深層次的觀念和體制變革,是刺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僵局的“利刃”。這樣一把改革的利刃面向的就是削減政府權力。新一屆政府今年一上任,就首先從清理和削減行政審批項目入手,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推進簡政放權,進而帶動整個行政體制改革。這既是拉開了新一屆政府力促改革的序幕,也是抓住了政府改革的關鍵環節,新一屆政府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決心,要切實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今年以來,按照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確定的時間表,中央政府的行政審批項目已經削減200多項,逐步接近在未來五年內要從國務院各部門尚存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的1�3的削減目標,可謂范圍之大,行動之快,超過以往。就此,我們可以看出,新一屆政府就是從最高政府機構自我改革做起,目的是盡快推動形成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機構職能體系,真正做到政府該管的管住管好,該取消的取消、該下放的下放、該整合的整合不該管的不管不干預,以減少政府微觀管理事務,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
我們可以說,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正是為新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重大改革部署發出了積極的信號。
縱觀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一定意義上我們就是在不斷探索處理好政府、市場、企業和社會關系的過程。回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代會的七次三中全會(從黨的十一大到十七大),所涉及的在各領域的重大經濟改革,都離不開對傳統政府職能定位和行政體制的逐步變革。而改革每前進一步,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認識也就前進一大步。
但毋容置疑,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各類經濟主體的蓬勃發展,國際經濟環境的起伏跌宕,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也不斷突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利益訴求更為復雜多變。在中國不長的市場經濟實踐中,政府要能在市場經濟周期波動中能夠游刃有余,不斷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我們回過頭來不難發現,這期間總是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和挑戰。比如,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上,政府如何施章有度,不搞“父愛主義”,保持兩類經濟主體協力發展,公平競爭﹔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如何切實做到財權和事權對等,兼顧地區發展差異,掌握好集權和分權的尺度﹔在構筑統一市場秩序上,如何切實打破行政性壟斷,削弱地方保護主義,將市場競爭的負外部性均納入資源價格的構成中,形成有利於市場公平競爭的要素價格體系﹔在開放性經濟中,如何平衡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關系,等等。
而問題的核心,最終可以歸到必須加強政府自身的體制改革和加快行政方式的創新上。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明確的邊界,政府必須勇於割斷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鏈條,切實解決好政府的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越位錯位缺位現象過多問題。政府決不能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的資源分配,決不能把宏觀調控權轉化為對公共資源的壟斷權、把公共服務權轉化為市場利益的配置權、把法制管控權轉化為政府利益的尋租權,
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涉及到各級政府和各個公共部門利益, 是難啃的硬骨頭。但在中國正處於轉型變革的關鍵時刻,瞻前顧后、畏葸不前便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
必須按照習主席指出的,這個時候就要一鼓作氣,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
界定好“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讓“兩隻手”各自就位,特別是讓政府回歸到一個服務型政府、廉潔性政府、法治型政府的本位中去。這將在新一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路線圖中應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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