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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興慧:比利時人獲諾獎與萬鋼的憤怒

2013年10月14日09:10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比利時人獲諾獎與萬鋼的憤怒

  2013年各項諾貝爾獎相繼揭曉,在中國國內再次引爆“中國人離諾貝爾科學獎還有多遠”的責問聲。出現這種狀況也不難理解,因為在歷史上,中國在科技上曾領先西方上千年,到現在竟然還沒有一位中國護照持有者能摘取諾貝爾科學獎桂冠。

  事實雖如此,一些雄心勃勃、言過其實的預言卻一直不絕於耳。

  日前,中科院院士、南京工業大學校長黃維就信誓旦旦地說:“10年之后的中國,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國際性重要指標,在中國大地出現應該將會成為常態,而不是個案。”他列舉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國研發投入已達世界一流。

  不幸的是,“世界一流的科研經費”多數並沒用於科研。

  10月11日,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提到了兩起涉嫌貪污科研經費的大案。據中國科協調查,中國科研資金用於項目本身的僅佔40%左右。2012年,中國科研經費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隻要簡單計算一下便知,在中國,沒有用於科研的科研經費數目之巨是多麼觸目驚心。

  萬鋼連續使用了“憤怒”、“痛心”和“錯愕”三個詞來表達他對中國科研經費使用現狀的感受。他說的是現在,但現在卻能預示未來。如果這種狀況現在得不到及時的根本扭轉,未來中國的科研狀況也著實令人堪憂,輕則影響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努力,重則阻礙中華民族“科技興國”的偉大夢想。

  萬鋼的“憤怒”和“痛心”,使我不禁聯想到比利時人獲諾獎的現在和過去。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由兩位物理學家分享。一位是英國人彼得·希格斯,另一位則是比利時人弗朗索瓦·恩格勒。

  在比利時,如果和華人聊天,人們習慣於將比利時稱為“小比”。稱之為“小比”,並不完全出於小瞧和蔑視,而是因為比利時地小人少。

  為了說明比利時的“小”,一些頭腦清醒且精通算術的中國人還形象地用比利時一國與北京一市相比:大體上,北京的面積是比利時的一半,而比利時的人口卻隻有北京的一半﹔如果和比利時人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不認為自己是比利時人,一半認為自己是瓦隆人,而另一位則認為自己是弗拉芒人。

  就是在這樣一個“連比利時人都不認為自己是比利時人”的小國,比利時人獲得的諾貝爾獎數量之多卻令人驚羨。1904年,比利時人在根特市成立的國際法研究所獲得“和平獎”。1909年、1913年和1958年,又有3位比利時個人分別獲得“和平獎”﹔1911年,1位比利時人獲得“文學獎”。如果說這兩個獎項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雙重標准”嫌疑的話,而在物理、化學和生理學或醫學獎(以下簡稱“醫學獎”)這三項純科學獎項上,比利時人亦有不錯的斬獲。

  1919年、1938年和1974年,4位比利時人獲得“醫學獎”﹔1977年,1位比利時人獲得“化學獎”。簡單地加在一起,截至2013年,共有6位比利時人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同時也不難算出,比利時平均每百萬人中就有一人獲獎,這一比例在世界名列前茅。

  特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比利時人普利高津1977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時,正值中國恢復高考。中國人正以極大的熱情張開雙臂迎接“科學春天”,“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震天響。1978年,普利高津訪問中國。他在中國科學院作報告時,聽者雲集,會堂坐滿了人,外邊走廊也站滿了人。中國人對科學的渴望盛況空前。可直到今天,當年的那些聽眾中還沒有一人能問鼎諾貝爾化學獎。

  回顧此情此景,不禁有人會問:小國比利時,為何卻能成為“諾貝爾獎大國”?我覺得主要有以下4條原因:

  第一、思想和學術自由。比利時1830年之所以能建國,完全是當時的歐洲列強——英國、法國、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彼此較量和妥協的結果。所以,比利時被稱為“人造國家”。正是因為這種妥協,比利時從建國之初就頒布了一部自由憲法,國王和聯邦政府不能過多地參與和干涉地方事務。直到今天,比利時在教育問題上,瓦隆區由瓦隆人自治管理,而弗蘭德斯地區則由弗拉芒人說了算。比利時多數大學雖然是公立的,資金多數也來源於政府撥款,但大學可以自主辦學,教授可自由思想和自由從事科研。

  第二、歷史積澱深厚。比利時雖然建國時間不算長,但卻是歐洲大陸第一個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工業化積累了資金,從而反哺了比利時的科研發展。諾貝爾科學獎項都是需要長時間積累的基礎科學,沒有長時間的連續積累,一般很難獲得原創性和突破性進展。

  第三、科研工作者熱愛自己的工作。從事基礎科學研究,隻有熱愛才能堅持,隻有堅持才可能取得突破。弗朗索瓦·恩格勒說,科研是他的最愛。直到今天,他已80多歲,仍堅持在實驗室工作。

  第四、科研經費隻用於科研。在比利時,科研機構並沒有富麗堂皇的建筑,也沒有裝修奢華的辦公室。科研工作者進行科學交流時,也沒有美食大餐和游山玩水。他們把獲得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了科研的“刀刃上”。擠佔、貪污科研經費的現象更是少之又少。

  反觀中國的科研工作者,把科研僅僅視為謀生手段的有之,把科研對象視為搖錢樹的有之,貪污科研經費據為己有的亦有之。有人總結說,中國的科研戰線已經形成了一條可怕的利益鏈:專家學者爭搶課題“要經費”,項目組成員巧立名目“花經費”,管理者以權謀私“批經費”。

  如果這種丑惡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肯定不會成為“家常便飯”。但願萬鋼的“憤怒”變成政府和人民的“憤怒”,盡早在制度上為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和“科技興國”征途掃清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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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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