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婚姻焦慮，主要是社會轉型導致價值多元、道德失范，進而引起形形色色的主觀焦慮，諸如為啥結婚、與誰結婚、在哪結婚、結不結婚、離不離婚、復不復婚……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制造了婚姻市場的匹配失衡，客觀上惡化了婚姻的社會交換環境，促成或加劇了婚姻焦慮，這樣的焦慮可以說是一種客觀焦慮。
中國傳統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門當戶對和個人的郎才女貌，門與戶、才與貌等價交換。然而今人的統計發現近乎不容置疑：“男強女弱”的梯度婚姻才是當世流行的普遍婚配模式，正是這種婚姻梯度詮釋了當今中國城鄉的婚姻剩余。
如果仔細地推敲，這種梯度模式其實並未超脫等價交換的傳統婚姻法則。所謂男強女弱，主要表現為男性文化程度高於女性。姑且認可文化程度的“高”代表能力上的強，但它基本上是對傳統“郎才”的今譯。事實的另一面是婚配雙方在年齡上往往表現為男長女幼，平均相差一兩歲。年富才是力強，年長顯然不能視為“強”，關於這一點隻要想象一下美談中的“女大三”在現實婚配中之不易接受便可明了。實際上女性的相對年輕正是她相對超出男性的交換資本，是“女貌”的現實表達。所以，所謂男強女弱的普遍模式仍然未能跳出“郎才女貌”的窠臼。
又有新談“高富帥”配“白富美”雲雲，古之“才貌”已然演化為今之“財貌”，男性的才能似已不足挂懷。其實，按今人愛與婚可分離的新觀念，這不過是青年男女交友的一種時髦標尺而已，真要終身相托，多數女性還會掂量男方的才情。至於雙方共賞的“富”字實際上還是門當戶對的一種演繹，因為年輕人大多沒有充沛的財源，富不富得看雙方的家庭資產。
雖然如此，快速城市化時代，文化程度這一維度的梯度定式還是變成了婚姻困難的陷阱，它結構性地釀造了兩類婚姻困難人群：城市高學歷女性和農村低學歷男性。
打破婚姻平衡的最初動力源自流入城市的女青年嫁入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他們屬於農村中的相對精英，但相對於城市居民，平均文化程度還是稍遜一籌。按照郎才女貌的匹配模式，其中的青年女性足以吸引城市中文化程度不高、年齡偏長但握有城市戶口的男性。根據上海的婚姻登記統計，目前每年結婚登記中1/3以上是跨省市的結合，其中八成以上是外省市的女性入嫁上海男性。這樣一來，城市女性的婚配目標被推擠而平行上移：低學歷女性找中學歷男性，中學歷女性找高學歷男性，許多高學歷女性便因此失去了可資匹配的對象，精英“剩女”成為一種社會焦慮，應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腐朽古訓。
有些社會學家不喜歡“剩”字的武斷嵌入，以為結婚與否是當事人的主動選擇，強說“剩女”有失公允。但是婚姻市場上的人群結構就是如此，願與不願，都一定會有人被剩下來。據2010年人口普查，上海25∼34歲之間的女性未婚比重普遍上升，比如上海黃浦區30∼34歲的女性中未婚比例仍高達17.3%，比2000年提高了一倍多，顯然大城市的許多大齡女性陷入了結構性的婚姻困難。
按照婚姻梯度思維，城市精英女性也有一個“高攀”的出口：嫁向境外。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每年確實有可觀的涉外婚姻且主要是女性外嫁，但是其數量隻相當於外地嫁入女性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九成的剩女不能通過這一途徑解決婚姻困難。
除了城市中的精英女性，被剩下來的還有農村中的低端男性。如果說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屈身低就尚有回旋余地的話，那麼農村中的低端男性幾乎無可選擇，成為絕對的“剩男”，更有甚者，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強化了農村的生男偏好，農村青年男性的絕對剩余量正變得異常巨大。在偏遠地區，“光棍村”已成為普遍的社會景觀，有些光棍雖然進了城，但沒有能力在城市中尋求姻緣。
快速城市化還在繼續，城鄉之間的高低兩端的婚姻剩余還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婚姻是私人領域的話題，外人無從干預，但是在社會結構偏離常態的背景下，單靠個體努力要突破婚姻困難局勢絕非易事。也許我們需要耐心地等待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二三十年后當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不再成為社會潮流，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城市中，城鄉差距漸趨彌合，男女婚姻平衡也會得以恢復。但是這意味著要有一兩代人的剩男和剩女忍受結不成婚的煎熬，這對社會和諧是嚴重的損害。
總之，社會結構的快速而深層次的變化正在釀造婚姻剩余的客觀焦慮﹔婚姻梯度是多維的，相互疊加，也相互消解，而單維度的文化程度梯度思維建構了婚姻剩余的焦慮。緩解婚姻剩余的焦慮，既需要調節快速城市化帶來的不良社會結構，比如提高農村遷移男性的整體素質，也需要轉變婚姻困難人群的婚姻觀念，倡導多向度的婚姻選擇。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