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理論的研究在邏輯上是第一層次的，經濟政策設計一般會遵循基本的經濟理論邏輯。那些先期步入市場經濟國家的典型案例可以對此做出証明。
案例一，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
重商主義是把直觀的觀察上升到思想，上升到理論，再延伸到經濟政策的典型案例。重商主義產生於西歐封建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產生於先行發展的英國和法國。重商主義從一開始就既是一種經濟理論，又是一種經濟政策主張。重商主義者針對當時的對外貿易，發現了黃金的極端重要性，由此直觀地認為金銀是財富的唯一代表，並且來自流通中的多賣少買。當時英國的重商主義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其《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指出，“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托馬斯·孟發展了貿易差額理論，為當年英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了理論指導。
當人們普遍接受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思想時，這種思想就會成為經濟政策的指導。當時法國也實行重商主義的政策。其代表人物安·德·孟克列欽在《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認為，商業利潤是正常的，應當把流通領域置於首要地位。法國另一重商主義代表人物是時任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爾，他把這種理論付諸實踐，建立了許多“皇家手工工場”，以支持多賣少買。
案例二，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干預政策與凱恩斯主義。
市場經濟國家實施宏觀經濟干預政策與經濟理論中的凱恩斯主義的關系是：先有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針對經濟危機，在實踐中對自由市場經濟加以干預，再有經濟學理論中的凱恩斯革命，然后在凱恩斯理論的指導下，更多的市場經濟國家實施了經濟干預政策。
以美國為例，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前，政府一直奉行並實踐著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自由市場經濟為美國帶來了活力和財富。然而，1929年在美國爆發的經濟大危機是“看不見的手”始料不及的。經濟危機造就了羅斯福新政，其基本特征是：一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計劃和需求管理﹔舉辦公共工程，旨在增加就業﹔擯棄了傳統的財政平衡的觀點﹔擴大信貸，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刺激私人投資﹔向國外轉嫁危機，包括宣布美元貶值，組織美元集團等。新政的實施帶來了初步的經濟恢復，盡管恢復得比較慢，而且后來又出現了反復。
凱恩斯不是從理論上解釋羅斯福新政，作為英國的經濟學家，他是在完全獨立和自由的環境下對經濟學進行科學的研究的。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經濟危機進行了全新的說明。凱恩斯不同意古典經濟學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論述，認為所以發生危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消費與投資不足是產生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而且是市場本身的力量自發形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實施政府干預，因此，凱恩斯提出了一系列擴張性的政策建議。
凱恩斯主義后來成為政府經濟學的圭臬。實踐中的羅斯福新政與作為經濟理論的凱恩斯主義是一種什麼關系呢？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在其《美國總統經濟史——從羅斯福到克林頓》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沒有凱恩斯，特別是其追隨者對凱恩斯的解釋，擴張性財政政策也許只是一種偶然的應急措施，而不會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凱恩斯主義使得后來的各國政府一遇到危機一般會輕車熟路地選擇擴張性的刺激性政策。這就是理論的力量。
案例三，貨幣主義與供給學派對凱恩斯主義負面效應的反思。
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出現了滯漲，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不僅經濟學必須對滯漲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裡根、撒切爾等政治人物也在思索解決滯漲問題的政策設計。
此次經濟理論與政策設計不同於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是先有理論上的探索，再有實踐中的政策設計，其典型是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對滯漲的解釋與政策主張。在弗裡德曼看來，影響就業的不是通貨膨脹的絕對水平，而是通貨膨脹的不穩定性和易變性。通貨膨脹的速度越不穩定，失業人口就越多。據此，弗裡德曼主張“單一規則”，即為了保持物價穩定，國家應盡量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政府需要採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期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弗裡德曼通過他的“簡單規則”回到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在穩定的貨幣政策之下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不少國家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將貨幣學派的政策建議付諸實施，效果甚好。美國裡根總統上台后提出的“經濟復蘇計劃”中，也把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思想作為主要內容，瑞士、日本等控制了通貨膨脹的國家也自稱實踐了弗裡德曼的思想。弗裡德曼成了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演繹給我們的啟示
回顧先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演繹過程，厘清二者的關系，對於我們重視經濟理論或經濟學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經濟政策的設計，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啟示一，必須像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一樣重視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
前述案例說明，經濟理論是重要的，相對於經濟政策設計是第一層次的。經濟理論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於經濟理論針對特定體制、特定問題給出了有說服力的經濟思想，旨在解決特定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於他不僅提出了關鍵的經濟思想，還使用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獨有的范疇、概念、體系和邏輯，在一定層面、一定角度反映著經濟運行的規律，並能夠被當時或者后來的實踐証明其在適用范圍內是有科學性的。
經濟理論相當於基礎科學，經濟政策設計相當於應用科學。感覺到的東西我們不能深刻地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我們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經濟理論的研究，以使經濟政策設計更為科學。沒有經濟理論指導的經濟政策設計容易捉襟見肘，顧此失彼。那些違背經濟學常識的政策設計，必然會遭到經濟規律的無情懲罰。這是一條顛扑不破的真理，我們必須汲取歷史的教訓。
應當指出的是，人類對經濟理論的研究是不夠的，相當多數的研究只是去解釋政策，用凱恩斯的話講，只是雜湊，並沒有切入到經濟理論的真諦。在這種情況下，急功近利的政策設計很難收到理想的效果。為了使政策設計更為科學，必須給其以科學的理論指導。
啟示二，無論理論研究還是政策設計，必要的繼承和科學的“綜合”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在尋尋覓覓中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僅有其特殊性，更有其共同性。從一定意義上講，隻有火熱的市場經濟的實踐，才能支撐得起反映這種實踐的經濟理論研究。先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家對於經濟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馬克思當年所以選擇在英國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國家研究商品經濟，就是因為英國的商品經濟發達。一旦選擇了市場經濟，我們就應當像繼承一切人類遺產那樣有選擇地加以繼承，並且給予科學的“綜合”，為我所用。經濟學說史上發生了三次偉大的綜合，每一次綜合都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例如，馬歇爾把邊際效用理論與古典經濟學綜合到一起，形成了均衡價格。薩繆爾遜則實現了新古典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綜合，建立了一個能夠反映各流派經濟理論卓越貢獻的現代經濟理論體系。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過程中，也應當通過綜合，借鑒國外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及政策，為我所用。
啟示三，中國經濟學家極有可能對經濟理論做出原創性貢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就是說是舶來品，我國目前和這種情況多少有點相似。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火熱的改革，提供了經濟學研究的肥田沃土。中國經濟學家置身於這種火熱的實踐，最有可能對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最深入的研究。這需要科學地繼承，需要深入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實踐，需要了解中國的歷史，需要進行科學的抽象。如果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達到了這樣的境界，我們的經濟政策設計就不僅會著眼於眼前，更會放眼於長遠，更加游刃有余。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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