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寧
注意使遺產稅不要成為中低收入者的負擔，不要與普通百姓爭利。除了將遺產稅界定為高收入者稅，不向中低收入者征收外，應該進一步明確遺產稅的屬性，是屬於中央稅收，還是地方稅收，不過，我傾向於地方稅收。根據其屬性再確定其稅款投向的具體領域，盡量將其用於民生領域，使公民意識到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京華時報10月9日）
這是北京大學劉劍文教授接受採訪時表示的。同時，他認為遺產稅起征點應該定在500萬元以上，將遺產稅定義為富人稅，作為個人所得稅的一個補充以緩解貧富差距、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筆者非常贊同劉劍文對遺產稅的觀點。可以說，遺產稅定位為富人稅，在改革上確立不與民爭利的基本原則，是遺產稅一次稅收本位的回歸，是尊重稅收規律，促進科學發展的重要表現。
一是如果要開征遺產稅，其課稅對象是居民擁有並留給下一代的遺產資產，本質是對居民收入和資產的一次調節和再分配。在對居民收入和資產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目前存在個人所得稅、房產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等。
二是遺產稅應不應該開征，要看各自國家的實際和改革需要。對於我國來說，開征遺產稅完全必要，也符合發展實際。這是因為：首先我們國家盡管在收入分配調節方面稅種較多，但都是小稅種，現有稅種無法承擔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比如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最大稅種，目前僅佔稅收收入規模的6%左右。所以，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調節，促進社會公平，從稅制層面建立更加合理的制度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包括遺產稅的開征。而且目前由於稅收改革受制於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大趨勢是繼續減稅（綜合稅制），稅收收入規模短時間無法擴大，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功能會削弱。在這種情況下，從其他層面建立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制度，比如遺產稅，是另辟蹊徑的舉措。
其次，從國民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很多居民為了能夠給自己的子女留一筆可觀的財富，在生活方面省吃儉用，抑制了消費需求，使得整個經濟發展結構不盡合理的問題更為突出。當然，由於資產能夠完全留給后代，很多貪官想法設法貪腐，助長了社會不良現象﹔另外，一些企業家也由於將資產留給后人的觀念作祟，在經營管理上進行家族式管理，使得一些很有發展潛力的民營企業出現“富不過三代”的現象，沒有建立真正的民族品牌。遺產稅開征，可以對上述問題的解決起到積極作用，對於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遺產稅是什麼樣的遺產稅？就是不與民爭利的遺產稅。目前我國開征遺產稅要避免的幾個負面因素是：第一不能誤傷中產階層，這符合我國建設橄欖形社會的需求。因為中產階層是橄欖形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橄欖形社會又是一個結構穩定的社會﹔第二避免重稅負導致人才流失﹔第三最大限度避免重復征稅，防止逆向調節。不與民爭利的遺產稅，就是通過設置合理的減免稅制度，比如設置高額起征點，讓中產階層不必承擔稅負，讓較高收入者負擔稅收等，以避免遺產稅開征帶來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