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政”不僅僅是一種“惠民”,更是一種具有指引性的、恆定性的准則。“德”的最高境界是一種敢於想象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境界,一種能夠在當下看到並相信社會主義未來的境界。隻有具備這種境界,中國才會真的成為世界的中國,21世紀才會真的是中國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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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闡釋:“德”的本意可以理解為:做得正、看得直。“德”說明古代人們就開始意識到行為和思想必須要具備的社會性屬性:行正思直。“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不孤,必有鄰”……“德”不僅僅從生活的瑣碎細節中實現,還強調要有天地之大德,有如同天地一樣養育萬物、涵容百態的能力。“以刑輔德”、“以德去刑”在“德”的根本層面上將“以民為本”確立為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准則。
一種內心的力量
“德”的本來的含義比較有趣。在甲骨文裡面,“德”字分為兩個部分:左邊的“彳”和右邊的眼睛的象形。“彳”表示行為、行動﹔眼睛的象形中上下兩個直線,表示要“直視”。所以,“德”的意思應該可以推測為:行為要正而目不斜視,即做得正、看得直。進一步說,“德”表示做事情(行為)和看問題(觀念)要配合在一起,做得正、想得也不歪。所以,“德”這個字的出現本身就說明中國遠古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了行為和思想必須要具備一種特殊的社會性屬性:行正思直。隻有光明磊落、公正正直,才能贏得人們的擁護。
在古代,“德”的含義是非常深遠的。《庄子·田子方》裡說:“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強調了“德”要像天地一樣至高至大,具有寬容、博大、深遠和化育的內涵。“德配天地”這個說法,賦予了“德”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也要求人們執行“德”不能僅僅從生活的瑣碎細節中實現,更要有天地之大德,有如同天地一樣養育萬物、涵容百態的能力。
所以,“德”首先指的是一種“能力”,或者具體地說,是一種社會能力。這種能力的特點是,一個人要很好地跟社會生活、跟他人適應,做到像天地一樣讓萬事萬物都各安其位、各有其德、各能其能、各有其效。所以,“德”的含義裡面,最為重要的就是對“容納”、“包容”和“適應”能力的強調。
那麼,“德”的這種社會能力,有什麼作用呢?
事實上,“德”是一個人了解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融入社會正義洪流並建構自己個人生活的保障。《周禮·地官》注裡說:“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用來支配自己的行動、管理自己的生活的內在觀念,是一種自己內心的操守。世事衰變,但這樣操守是不能改變的。具體地說,“德”要求一個人以“天地”為視野,建立其自己做事做人的基本准則﹔並且為這個准則敢於抗爭不畏權貴。所以,“德”說白了,就是一種來自天地正氣的內心力量。溫家寶強調說學人應該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強調“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正是這個意思。溫家寶使用的典故出自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紀念碑銘。1953年 12 月 1日上午,陳寅恪強調了這個說法。在他家中,汪錢按照陳寅恪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復”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陳的這種堅守自己信念的“偏執”,正是來自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晚清的龔自珍面對世道變遷,倍感自身改造世界能力有限,但是,卻依舊說“頹波難挽挽頹心”,強調不同流合污、堅守自己的道德操守的訴求。
在這裡,喪失了“德”,也就喪失了自己生活行為的指導,從而進一步喪失生活真正的快樂。在電視劇《蝸居》中,我們就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宋思明在應酬了一天之后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他鬆鬆領帶,滿身疲倦,充分顯示自己內心的空虛。在一個權錢交易的時代,宋思明毫無懸念地將自己的權力作為商品出賣給地產商等各種資本家。一旦自己的操守道德變成了可以買賣的商品,也就等於將自己的心境、情感和觀念都一股腦變成了具有使用價值而喪失了價值的東西。宋思明在夜晚瘋狂打電話給他心目中的“純真女孩”海藻,甚至還天真而偏執地堅信海藻是一個“純潔的處女”,這一切行為,恰恰是資本掃蕩了信念之后的空虛寂寥。沒有比喪失了“德”——這種內心的力量更讓一個人彷徨無助的了。當我們覺得權力和資本帶來的享樂是無限誘人的時候,卻無法想象,一旦將“德”販賣出去,人會喪失內心的支撐力量,陷入偏執的精神境地。
一種政治的力量
而在中國的傳統中,“德”的力量不僅僅是自我的操守,更是一種社會政治的內在支持。《論語·裡仁》中記載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就是對“德”的社會政治功能的一種認可。隻有通過與天地相配的“德”的確立,才能團結人,才能有人民來擁護,產生良好的政治。
在孔子看來,一個國家的政治,必須通過“德”的准則作為最后的驗証標准。換句話說,“德”雖不是有效的政治管理方式,但確實是社會政治最后的底線。《論語·子路》中說:“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雖令不從。”這句話表明,一個社會的政治有效性,最終乃是通過“身正”這樣一種形式來保証的。因此,如果一個人喪失了“德”這種內心的力量會最終陷入茫然失落,而一個社會一旦喪失了“德”這種政治力量,就會最終導致崩潰。
在孔子看來,為政以德,不是今天很多人們簡單理解的“領導有道德”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復雜的“政治文化工程”。
在孔子看來,為政以德要做到“道不同不相為謀”,將具有偉大的理想和信仰的人納入到社會管理的族群中來。錢穆解釋孔子的這個思想時說:“君子亦有意見行跡之不同,然同於道則可相與謀。惟小人賊道者,有善惡邪正之分,斯難於相謀矣。”所以,一個人最為重要的理想觀念和道德操守,必須要高遠廣闊、仁厚載物,這樣才能成為一種良好政治的保証﹔同時意見不同、政見不合並不是政治合作基礎的喪失。
顯然,孔子理解的“德”與今天我們講求的政治信仰具有同樣的意思。一個社會,無論有怎樣的所謂“體制”、“制度”或者“法治”,都是要通過“人”這種社會政治的主體來實現。在今天,很多人覺得中國的諸多問題,隻要建立了“憲政”、“民主”和“法制”,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社會就立刻變得很好。這個天真思想的指出乃在於忽視了社會客體性的制度層面是建立在主體性的觀念層面的基礎之上。鄭永年曾經指出,很多人一味認同西方的自由主義,認為隻要自由市場加民主體制,就一定會好,對此他提醒說,人們總是隻說那些成功國家的例子,而“斯裡蘭卡和緬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國家,菲律賓和泰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為這些國家當時都開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直到今天,這些國家仍然陷於雙重陷阱,即經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並且這兩個陷阱互相強化”。所以,一味認同社會機制的有效性,忽略社會主體——人的信仰和理想的重大意義,不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尤其是不能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
這種偏執性理解社會和現實的頭腦,事實上正是“德政”的敵人。今天的中國,“為政以德”,首先要確立——或者進一步說重新確立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道德理想,讓施政者從內心深處真正理解和認識社會主義政治對公平、合理和全面發展的訴求的歷史進步性。事實上,當前中國最大的政治困境,正是在迅速發展的經濟機器的促動下,出現社會公平的喪失、福利體系的崩潰和全民利益共享機制的消解。這一切往往是在隻求發展效益不問公共利益、隻求經濟速度不問民享程度、隻求社會穩定不問人心安定的趨勢下形成的。社會主義的“德”的魅力被污染甚至被妖魔化,似乎提社會主義信仰就等於提倡“文革”、就等於認同斯大林。“道不同不相為謀”,當考察干部、提拔領導隻看重“成績”、“政績”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理想變成了形式的、教條的和說教的東西。
事實上,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德”的內涵有其千古不變的內涵存在。最高境界的“德政”,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施民以惠,或者簡單地理解為“以刑輔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殺”,而是要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將“以民為本”確立為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准則。隻要這個准則確立了,社會政治的魅力自然就具備了。“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很多人認為孔子所講的“德政”就是一種“惠民”,這其實隻看到了孔子“德”的渺小的、表面的東西。所謂“北辰”,乃是一種具有指引性的、恆定性的准則。“德政”乃是在大同社會的理想主義光輝照徹下實施的一系列社會工程。失去德,失去建設一個更加美好、公平和全面發展的社會理想的政治,是沒有吸引力,也最終沒有生命力的。
一種社會的想象力
2013年的春天,我受邀參觀北京沙河附近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農技站,第一次“認識”了兩個具有偉大的奉獻精神的美國人寒春和陽早。這是我在這個世紀唯一一次這樣“親身接觸”具有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的靈魂。兩個人放棄美國第一流的科技職位來到中國,為普通人做最普通的事情﹔在一個利益化的時代,他們寧願“養牛”,也不去謀取私人的利益。我參觀他們的寓所,簡陋、簡單而充滿了一個奉獻者的“別致”——房間裡的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向我們宣示:他們從來不從一個國家、民族和族群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更不從這樣的角度來定位自我。每一個細節裡面都可以看到他們堅守自己是一個為人類奉獻的人。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的臉上象寒春那樣具有如此淡然和幸福的笑容,他們相信並堅守,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通向自己所追求的全人類的幸福未來,而不是為了自己的生活和利益﹔隻有確立了畢生為真理和未來、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的信仰的人,才會有如此自信和輕鬆的情態。他們在中國幾十年以致終老,天津電視台的記者採訪寒春問:你為什麼喜歡做中國人?她回答:不,我不是任何國家的人,我是“世界人”。
在這裡,我親歷了也許是我一生中再也不會碰到具有這種偉大的國際主義理想的實踐者的生活。而更有趣的是,當人們用驚奇的、攬勝的方式來回看這兩位老人的一生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當代人們想象和理解他們的理想的能力已經消失了——人們隻會從一個不在置身其間的“游客”的角度來感喟不已,卻沒有能力去想象和建構這個故事裡面的理想與理念。
在這裡,寒春和陽早的故事,正是顯示了一種當代中國人不敢、不能和無力想象的“德”。換言之,“德”的最高境界,正如孔子所講乃是一種至高至大的“北辰”的境界,是一種敢於想象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境界,一種能夠在當下看到並相信社會主義未來的境界。隻有具備這種境界,中國才會真的成為世界的中國,21世紀才會真的是中國的世紀。
德,最終乃是激活我們的理想、信念和信心的東西,即想象未來並按照這種想象去實踐的力量。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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