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文熱和中國文化熱——提起這個話題，不妨從筆者所見所聞談起：來美國，從求學到任教，已經走過十四年。這十四年，筆者可以說是親身見証了中文學習者在美國爆發式的增長。1999年剛來美國的時候，筆者就學於美國一所人數眾多的公立大學。從開班的數量看，當時該大學日語學習人數是中文學習人數的兩倍。2005年筆者畢業時，中文學習人數已經接近日語學習人數。2013年筆者與當年東亞語言學系的日本教授邂逅，得知學習中文的學生已經略超學習日語的學生。
再拿數據說話：作為中國推進海外中文教育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龍頭機構，孔子學院在美國七十多所大學開設了分支，這還不包括設在大學機構外的孔子課堂。美國在孔子學院的數量上，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親身經歷和宏觀數據都表明了不爭的事實：借助中華文化的底蘊和中國崛起的推力，中文正迅速成為美國外語教學市場的一支生力軍。而美國的中文熱，不過是全球中文熱的一個縮影。
漢語“亦大亦小”的國際地位
中文到底是大語種還是小語種？如果從使用該語言的絕對人數上來講，中文不僅是大語種，而且還要在“大”前加一個“最”字：根據語言學家喬治·韋伯的統計，以漢語普通話為母語的人數為11億，遠超以3.3億位居第二的英語和以3億位居第三的西班牙語。漢語同時也是聯合國六種工作語種之一。但為什麼漢語又是一種小語種呢？因為漢語除了使用的絕對人數佔優勢外，衡量語言影響力的其他指標，如使用國家數、學習人數、使用國家經濟總量、使用的國際領域等均明顯落后。根據韋伯的統計，在綜合各種因素下，漢語的國際影響力以13分位居第六。
由此可見，相當數量的母語使用人口，僅僅是一種語言成為國際語言的充分而不必要條件。
跨語種的比較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裡，我們能對漢語的國際地位，有一個更精准的看法。既然漢語“亦大亦小”，那麼又如何理解近年來海外的中文熱呢？這股熱潮，恰恰說明了中文在擴大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即學習者人數上，取得了飛躍發展。一種語言的流行力，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影響力的反映。中文熱真正的積極意義，在於其指向性：隨著中國國力的勃發，古老的中文煥發了青春，成為了一種代表未來的語言。
語言的國際影響力需要“軟中帶硬”
凡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語言，都具有雙重特性：戰略性和文化性。二者缺一不可。漢語作為載體，在傳承源遠流長並從未中斷的中華文明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漢字對中國周邊文明，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可以說，“文化性”是漢語一貫具有的特性。即使在中國國力衰弱的時期，“文化中國”和“文明中華”的力量，依然確保了漢語在海外維持起碼的、可持續的學習人口。換言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吸引力，是中文在海外得以幾世紀維持下來的香火。但從另一方面講，欲探究近年來的全球中文熱， 就要跳出“文明”和“文化”的固定思維。
中國的崛起和對世界經濟的引領，是中文獲得世界地位的大前提。中國經濟的騰飛，曾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后的奇跡。轉眼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已十年有余，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但中國的經濟列車繼續在以令人矚目的速度前行。在全球經濟慘淡的大背景下，這尤其顯得亮麗。 海外的中文熱，其動力更多地來自於漢語的戰略性地位日益突出。
這個認識導出了一個問題：語言到底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的體現？綜觀媒體報道，往往把中文和中華文化熱歸於軟實力。但作為五千年璀璨文明的載體，中文磁石般的吸引力是一貫存在的。而海外的中文熱，是近些年才出現的潮流。這又是為什麼？語言不僅是文明的平台，也是實力的載體。“軟中帶硬”才是漢語在爭奪世界話語權中取得長足進步的根本原因。說到底， 海外學習中文的熱潮，直接的動力是中國硬實力的增長。
探討語言與實力的關系，是為了更好地推動外交實踐。借助國力增長的東風和悠久歷史的吸引，我們有理由相信漢語的對外推廣會更上一層樓。上世紀90年代末，韋伯在其被廣泛引用的論文《頂級語言：世界十大最具影響力的語言》中就指出，法國政府的全力推銷，對於法語在全球的流行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韋伯同時指出，以漢語和日語為代表的東方語言，內斂了很多。中國人和非母語人群的交流更多依仗於英語。母語人群尚如此消極低調，又怎能期待他們的語言可以叩響世界萬千受眾的心靈呢？
中國故事，世界講述
中國有關決策部門是否參考了韋伯的建議，不得而知。但過去的十年，漢語海外教育的飛速發展，和國家決策以及資源的投入密不可分。下一步怎麼走？筆者提出以下幾個觀點，期望為未來的研討拋磚引玉。
第一，語言作為工具和載體，依附實力並反映實力。這個認識，應該是我們對漢語未來保持樂觀的最大信心來源。正所謂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事。眾多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日子，已經可以看到。如果這一天如期而至，那將是一個全世界都渴望聽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第一版本，應該用中文書寫。
第二，對中文的海外推廣，基於現實，有可為亦有不可為。應該認識到，英法西俄等西方語言的推廣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可能走這樣的道路，把自己的語言強加於人。所以，對西方語言的世界影響力，認識了其來源，也就不會有不現實的期望。語言流行的前提是硬實力，但其推廣的手段必須軟。漢語是成功者的語言，但不是征服者的語言。軟硬結合，才是外交應該追求的“巧實力”。
第三，對海外的中文學習市場，應進一步細化分析，推出適合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中文學習讀本。隨著中文學習人口全球性的擴展，僅靠一兩套標准教材去“放之四海而皆准”，既不可能，也不會收到最大的效績。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中國推行日語教育的時候，尤其重視日中合拍教學片、合作編寫教科書，以更好地針對中國國情和解答中國人學習日語常見的問題。這塊他山之石，我們應該採取拿來主義，大膽借鑒。
第四，對於語言和價值觀的傳播，不強調但也不回避。語言作為載體，要求其傳播的信息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立場和價值的傳播，在任何語言的教育中都存在。我們也不必諱言這一點。推廣中文教育，可以也應該與推動國際認同相輔相成，關鍵還是要以受眾可以接受的語言，以平和的心態，來推動海外對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解。從技術上講，這也要求我們的教科書和文化讀本，不僅要談中國的成就，也要承認中國發展中的課題和挑戰。一個隻說好話的人，不會是一個高超的推銷員。
最后，就是要認識到通過語言教育和文化傳播來塑造或改變形象，是一個長期的工程，需要投入，更需要耐心。爭取國內受眾對這種投入的理解，同樣重要。對於推進海外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國內同樣需要借助宣傳的力量進行掃盲。同時，隨著國際化的發展，也可以增加國內的普通受眾與來訪的國際受眾的溝通機會，讓國際交流飛出“王謝堂前”，走入尋常百姓。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親身感受到國力增強帶來的那份話語權的驕傲與自信。
(作者為美國丹佛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