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輝 劉靜
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用洋槍洋炮了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同時也打亂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文化秩序，中國出現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西方文化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一起沖擊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覺悟的中國人開始了對國家救亡道路的探索，開始了對民族文化的反思。作為傳統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國藩，其文化自覺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實踐精神，對於我們思考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書生帶兵——文化的力量
在歷經10余年京官生涯后，曾國藩因母喪成為一個在家守制的丁憂侍郎。時值太平天國風生水起，撼動了清廷東南半壁。為鞏固統治秩序，咸豐皇帝向曾國藩發出上諭，讓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本欲在家終制的曾國藩，在接到武漢失守、人心惶恐的消息后，經郭嵩燾力勸，赴長沙團練鄉民、搜查土匪。在楚勇練就、船炮齊備、准備出征時，曾國藩作《討粵匪檄》，布告遠近，向太平天國發出了宣戰書。
在檄文中，曾國藩首先用排比的句式，犀利的言辭指出：洪楊五年來“荼毒生靈數百余萬，蹂躪州縣五千余裡”，“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接著更以人倫盡毀，農不能耕、商不能買、士不能讀形容太平天國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發出“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的號召，讓讀書人群起而攻之，捍衛自己的精神家園。曾國藩進一步列舉了“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的行為，意在激起全民公憤，助其“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找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檄文最后，曾國藩恩威並施，號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義仁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這些人或以賓師相待，或奏請優敘，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將免死。如果“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則“大兵一壓，玉石俱焚”。
在《討粵匪檄》的號召下，很多讀書人加入了湘軍的隊伍，成為湘軍的中堅力量，在湘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在曾國藩和讀書人組成的湘軍將帥帶領下，湘軍刊刻《船山遺書》，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求治國用兵之道用於軍政實踐。從發布《討粵匪檄》到刊刻《船山遺書》，曾國藩對於文化作用的認識和利用，成為其文化自覺和實踐的重要內容。
經世為用——實踐是檢驗文化優劣的唯一標准
《曾文正公年譜》記載，曾國藩“公之為學，其大綱宗，略見於所作《王船山遺書序》，而備見於《聖哲畫像記》。自登第以還，於學無所不窺，九經而外，諸子百氏之書，靡不規得要領。其於《庄子》、《史記》、《漢書》、《資治通鑒》、《明史》、《文獻通考》、《五禮通考》數種，尤篤好不厭，治之三反”。對此，曾國藩的好友歐陽兆熊寫過一篇《曾文正一生三變》的文章，指出：“文正一生凡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語錄。后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事務，復而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咸豐七年，至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后，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以為然。左恪靖（左宗棠）於駱文忠（駱秉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嘩然和之。文正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予薦曹鏡初診之，言其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蓋欲以黃老諷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曾國藩由翰林詞賦到義理之學，由會通漢宋到不廢申韓到兼修黃老，反映了曾國藩對待文化沒有門派之見，一切以經世致用為要。在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學的基礎上，加上了經濟學科，在辛亥七月的日記中，他指出為學之術有四：“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不僅對中華傳統文化如此，對待外來文化技術，曾國藩也不一概拒斥。與太平天國交戰之時，曾國藩就主張購買洋船洋炮，在安慶內軍械所，制造新式槍炮與子彈火藥，試制輪船，派容閎購置機器，奏撥專款設立船廠，專門從事新輪試制工作，並將江南制造局遷址擴建，內設翻譯館與諸多分廠，翻譯出版了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書籍百數十種“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為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溢觴”，附設了機械學校，培養生產技術力量，會同李鴻章奏准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開中國派遣留學生之先河。
曾國藩經世為用的文化態度，使他對於文化發展規律的把握有了重要的依據，為他的文化自覺實踐創造了條件。
治學修身——在實踐中傳承創新
曾國藩是終身學習的典范，在學習實踐中，自覺承擔了文化傳承創新的使命。曾國藩一生勤奮，筆耕不輟。據《曾文正公年譜》記載，曾國藩“平生為詩古文辭，雅不欲存稿，應手散佚，公子紀澤等料檢手澤，門人李鴻裔、黎庶昌等為搜輯於知故之家，凡得詩四卷，文十二卷。其存官署者，批諭奏章凡百二十卷，政跡批牘二十四卷，書札六十卷﹔其存家中者，《日記》三十四卷，《尺牘》五十卷，《家書》二十八卷。皆公親手跡也。在京師時，著有《茶余偶談》若干卷，久佚。又為《曾氏家訓長編》。其成者：《朱子小學》一卷、《冠禮長編》一卷、《歷朝大事記》數卷、《藩部表》一卷，抄輯鹽漕河工水利賦役成案各若干卷。余則臚列序目，未有成編。選錄《十八家詩抄》三十卷。出都以后，治軍臨官，不廢書史，著有《孟子四類編》、《左氏分類事目》、《禮記章句校評》、《朴目雜記》、《周官雅訓雜記》各若干卷。選錄《經史百家雜抄》，分十一類，為二十六卷。又為《古文簡本》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晚年衰病，猶日從事於經史，為《論語言仁類記》一卷，《易象類記》一卷，《通鑒大事記》未成書。又選錄古詩之得閑逸意者，自陶淵明至陸放翁六家為《六家詩抄》，亦未克成書。門人王定安輯錄公所為經史評注，為《師訓匯記》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為《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
在自己學習之余，曾國藩還在自己周圍掀起了一股學習之風。在他的帶動下，他的兄弟子侄、湘軍將帥都十分重視學習，從文化中吸取營養。在作直隸總督期間，曾國藩特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用學習引導轄內讀書人，把燕趙的豪俠之氣與文教相結合，開發民氣資源。
當然，曾國藩的文化自覺只是一個開始，還有著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從曾國藩文化自覺我們已經看到了傳統知識精英面對西方文化沖擊對自己文化使命的覺醒。
（作者單位：華民慈善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