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30年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后發優勢”。因為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差距，而差距意味著技術、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落后，因此可以借鑒、購買已有的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經驗教訓，而且可以引入外資，不需要自己積累，所有這些后發優勢都能為中國的發展所利用。
“后發優勢”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是產業轉移。中國與亞洲四小龍和日本存在差距，一方面從這些國家和地區引進了技術、資金、管理和制度，另一方面從這些國家和地區轉移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也就是發展經濟學中的“雁陣模型”。以往講雁陣模型時，都是指獨立經濟體之間的產業轉移，如沿著“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國家—中國沿海”的路徑。按照這個邏輯，中國的勞動力已經出現短缺，農民工工資上漲，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下降，那麼下一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優勢的國家應該是印度、越南等國家。但是這種觀點沒有考慮中國大國經濟的特征，因為基於東部與中西部的較大差距，中國完全可以獨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陣式產業轉移，31個省市自治區可以不斷進行產業轉移。這種特征切斷了“雁陣模型”在各個國家之間的轉移路徑，使得“雁陣模型”的中國國內版本在理論上得以成立。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差異的縮小始終是一個極重要的命題。我們假設“雁陣模型”適用中國，按照之前闡述的比較優勢理論和雁陣模型，如果說中西部地區接受了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那麼應該有更多的農民工留在中西部而不是轉移至東部。但2000年從中西部地區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有47.7%去了東部，到2005年這一比例更上升至50.3%，這說明加快發展中西部的工業增長模式並沒有帶動勞動力區域的重新配置，這令我們對中西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假說提出質疑。2000年以來東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不斷上升，但中西部地區的這一比重上升更快，超過了東部沿海地區。也就是說，中西部制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超越了東部地區。顯然，這不符合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不是“雁陣模型”的必然結果，因為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低，勞動力成本較低，資本相對稀缺，本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對東中西部的資本勞動比進行分析表明，中西部的這種趕超是背離比較優勢的趕超。它會導致如下結果：一是按照資本密集程度及其重化工業化的趨勢，中西部地區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因而不是一個分享型的經濟。如某些資源富集地區的人均GDP已經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但其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僅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倍多。這說明該地區的經濟分享度不高，而這與該地區重化工業化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二是這種趕超可能造成更多的污染，使得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遇到更多挑戰。
因此，雖然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增長速度逐漸超過了沿海地區，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特別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西部到底是靠什麼實現了快速增長？這種增長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我國的中西部大開發戰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財政補貼是用於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這些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沒能達到縮小中西部與東部收入差距的目標，沒能導致中西部發展與東部趨同的結果。因此，向中西部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傾斜的區域發展戰略，應當從現行的政府投資干預型實施模式，轉變到依靠市場機制引導和利用比較優勢的軌道上來，而這有利於最終在中國內部形成雁陣經濟。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