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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傳
諸大建 管理學博士，同濟大學特聘教授、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可持續發展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經濟、城市與區域發展、公共服務與公私合作管理等。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管理學學部委員、科技部創新型城市專家委員會專家、建設部可持續發展與資源環境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以及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理事會城市化委員會理事。
城市化是未來20-30年中國發展的關鍵內容和驅動因素，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方式亟待轉型。
過去30多年來，以土地擴張為導向的粗放型城市化，導致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之間的尖銳矛盾。未來以人口進城為導向的新型城市化，需要強調空間緊湊、功能混合、人群包容。其中，以提高資源生產率和生態發展績效為特征的“城市綠色轉型”，將是中國實現可持續城市化的關鍵。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這裡從四個方面談談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國城市綠色轉型問題。
三種視角看綠色轉型
如果說，以往五次世界經濟長波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的傳統工業革命，那麼，現在的綠色創新經濟是倡導提高資源生產率的新的工業革命
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研究中國城市綠色轉型，可以從政策分析的現狀、原因、對策三個方面予以討論。國際上一些已經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方法，可以為分析中國城市發展帶來新思考。
第一，綠色創新長波與資源生產率理論。
綠色創新長波與資源生產率，是科技創新與經濟長波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有關世界創新活動與經濟發展的“長波理論”由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提出。該理論認為，18世紀以來的工業化發展是由以30-50年為一個周期的科技創新與產業更替推動的。由此可以認為，到目前為止，世界創新活動與經濟發展已經先后經歷了五次經濟長波。
綠色經濟的研究者認為，1990年以來，由於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等自然資本約束已經成為21世紀發展的主要挑戰之一，科技創新和經濟活動需要使自然資源生產率大幅提高。如果說，以往五次世界經濟長波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按照人均勞動產出來衡量）為主的傳統工業革命，那麼，現在的綠色創新經濟是倡導提高資源生產率 （按照單位資源投入或環境容量的經濟產出、服務產出來衡量）的新的工業革命。
德國學者魏伯樂等曾總結了綠色創新長波的四個特點，即原料生產率的突飛猛進、產品與服務的系統設計、按照自然法則進行設計的仿生學、發展可再生能源。
第二，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脫鉤。
從資源生產率和生態發展績效的角度來看，綠色轉型的關鍵，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資本消耗脫鉤。
所謂“脫鉤”，一是指人均GDP達到5000-10000美元以后，城市發展要注意讓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多轉化為社會福利﹔二是由於資源環境具有稀缺性，經濟增長與物質擴張不可能無限度地發展下去，應以較少的資源環境代價實現一定的經濟增長。
從生態發展績效來看，城市綠色發展的水平可以表達為資源生產率 （單位自然投入的經濟產出）和服務效率（單位經濟產出產生的社會福利或生活質量提高）兩個變量的函數。因此，以綠色創新為內容的城市轉型，一要提高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生產率，二要提高消費過程中的服務效率。
第三，綠色創新的技術角度與非技術角度。
通常，人們對於創新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微觀的企業技術層面。但是，研究城市的綠色創新，需要包括技術與非技術的系統化分析。
與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創新相對照，系統化的綠色創新具有兩大特征：第一，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提高資源生產率，而不僅僅是提高傳統勞動生產率與資本生產率﹔第二，創新不限於微觀意義上的產品與生產過程，更重要的是社會行為和制度結構的綠色創新。根據該特征，可以將系統創新劃分為技術和非技術兩個層面。
提高資源生產率的綠色創新一般有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過程創新”，即更合理地生產同一種產品。例如，原材料的變更和鋼的連續澆鑄，或者說採用更清潔的生產技術。這種技術可以在微觀層面提高倍數2的資源生產率。
第二階段是“產品創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產同樣的或同價值的產品。例如，用輕便型小汽車取代傳統型小汽車。這種技術創新包括提高部件性能、提高再生循環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其可以在微觀層面提高倍數5的資源生產率。
第三階段是“產品替代”，這一階段是產品概念的變革和功能開發，即向社會提供用途相同但種類不同的產品或服務。例如，從用紙交流變更為採用E-mail，用公交車代替私家車，更一般而言是採用替代型的產品。這種技術可以提高倍數10的資源生產率。
第四階段是“系統創新”，這一階段是革新社會系統，追求結構和組織的變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購買沖浪板，更合理地調度交通，更一般而言是實現產品經濟到功能經濟的轉換。這類創新可以達到倍數20的資源生產率。
上述情況中，前兩種方式屬於一般性的技術改進，后兩種方式屬於系統性的結構改進。
城市發展的綠色目標
未來20-30年，中國城市應該爭取通過綠色創新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實現高經濟增長、高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低環境影響
研究中國城市的綠色轉型，首先需要研究中國城市發展中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的關系，了解資源生產率的水平。由此進一步判斷城市綠色發展的趨勢，展望未來可能的發展情景以及目標模式。
那麼，如何判斷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未來趨勢？人們通常認為，城市人均GDP或者人類發展指數 （聯合國發展署提出的衡量生活質量的綜合指標）高的城市，就是發展較好的城市。但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看城市發展績效，在考量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同時，還要看城市資源環境等自然資本的消耗情況。
考察城市自然資本的消耗，可以引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提出的生態足跡指標。生態足跡也稱“生態佔用”，是指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特定數量人群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消耗的資源，以及吸收其產生的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性陸地和水域生態系統的面積。一般來說，若城市人均生態足跡的大小在地球生態系統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就是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否則就是非綠色的、不可持續發展的。這就要求，城市人均生態足跡應該低於世界的人均生態足跡。
那麼，中國城市當前的生態足跡如何呢？
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人均GDP的增長，常常伴隨著生態足跡的增長。換言之，生態足跡的增大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代價”。過去100多年來，發達國家的城市化走的就是這條道路。雖然許多人希望中國能夠走出不同的道路，但實証研究的結果表明，中國過去30年的城市化看來也是在走這樣的道路。
未來20-30年，中國城市的發展大致可以有三種情景選擇。
第一種，是仿照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城市發展情景，用遠超世界承受能力的環境影響與生態足跡實現現代化意義上的經濟社會發展﹔
第二種，是參照歐洲與日本等國家的城市發展情景，以較美國等國家低的環境影響與生態足跡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但是生態足跡的水平仍然超出世界人均水平﹔
第三種，則是通過綠色創新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使中國城市發展的理想目標符合以下條件：高經濟增長、高人類發展、低生態足跡、低環境影響﹔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8、人均生態足跡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第一種情景應該極力避免，第二種情景很有可能發生，第三種情景才是應該積極爭取的目標模式。
影響綠色發展的因素
技術創新對於城市發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資源生產率，也可能進一步強化城市對資源的開發強度和對環境的破壞程度
提高中國城市發展的綠色水平，依賴於正確把握影響城市資源環境消耗的關鍵因素。許多人相信城市發展的綠色水平可以隨著技術進步而大幅度提高，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說明這樣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表象的、膚淺的。
首先，技術進步並不必然具有綠色特征。
技術創新對於城市發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資源生產率，也可能進一步強化城市對資源的開發強度和對環境的破壞程度。一般來說，在利潤最大化原則的誘導下，大多數企業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追求有利於節省勞動、資本的技術創新，而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技術創新擱置在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技術創新中亦存在反彈效應。
反彈效應是指經濟增長在持續地提高微觀效率的同時，物質消耗總量不但沒有明顯降低，還導致了增長，因為產品層面的效率改進很有可能被更多消費的規模擴張所抵消。例如，採用效率導向的改進政策（對小汽車模式的改進）而不是效果導向的改進政策（對出行方式的改進），非但不會緩解城市的資源環境問題，反而可能加重城市的綠色危機。
再則，不能忽視城市綠色發展中的服務效率。
影響城市綠色發展績效有兩個因素，分別是城市的資源生產率或技術效率 （單位生態投入的經濟產出）和城市的服務效率（單位經濟產出的人類發展或社會福利）。當前中國城市的生產效率大多來自技術效率的提高，而未來在通過改變產業結構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城市發展的服務效率。提高服務效率的目的，在於用一定的經濟產出提供盡可能多的服務滿足。
提高服務效率有三條路徑：一是提高產品與物質設施的耐用性。例如，通過提供有質量的物質產品與基礎設施，使城市在產品與設施規模沒有擴張的情況下延長服務時間﹔二是更多地提供共享性的服務而不是私人性產品。例如，通過汽車共享、出租汽車、公共交通、定制班車等，使城市在產品數量不增加甚至減少的情況下提供更多的服務﹔三是考慮總量控制下的公平分配。例如，在同等的物質消耗與環境影響下，選擇為50位城市新移民提供滿足基本需求的住所，而不鼓勵一個億萬富翁建造很少利用的豪宅。由於生產效率具有技術性，服務效率具有分配性，因此服務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涉及更多的公平分配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改進。
綠色轉型的戰略思考
發展綠色的城市，必須注意經濟系統小於社會系統，社會系統小於生態系統，而不是倒過來﹔必須先圈定不能發展的地方是什麼，然后再進行適當的經濟性開發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當前的城市化是沿著生態足跡增大的傳統路徑演進的，而微觀技術上的進步並不一定能有效地促使城市發展走上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道路。針對這些情況，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有新意的戰略思考和對策建議。
第一，綠色轉型需要區分不同城市類型。
如果說傳統的城市發展採取的是物質規模與空間無限擴張的發展戰略的話，那麼城市綠色轉型就是要實現物質規模與空間有節制的城市發展模式。由於不同的城市生態發展績效有不同的產生原因，因此可以有兩種城市綠色轉型戰略，即基於生態優化的模式和基於理性增長的模式。
生態優化的模式，是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超過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進一步的發展要求資源環境消耗與經濟社會增長絕對脫鉤。該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服務效率，有效利用存量滿足增長的福利需求。流量只是為了補充存量的折舊。
理性增長的模式，是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內。該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技術效率，在大幅度利用自然資本流量滿足經濟社會發展規模擴張的同時，要求資源環境消耗與經濟社會增長相對地脫鉤。
生態優化模式適用於中國東部以及相關的優化開發地區的城市轉型。理性增長模式適用於中國中西部以及相關的重點開發地區。當然，在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下，無論什麼模式都要避免走城市無限擴張的老路。
第二，綠色轉型需要強調城市系統創新。
系統的城市綠色創新要注意兩個方面：發展能夠有效地提高資源生產率的各種技術創新﹔政府有促進綠色轉型的制度創新。
中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要大幅度提高資源生產率，必須更多地關注產品替代和系統創新這兩種結構性的改進方式。與此同時，要從政府管理層面解決城市綠色轉型中資源消耗的規模問題，通過總量上的控制減少和消除反彈效應的影響。此外，需要通過公私合作來實現綠色治理創新，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可以用服務提供替代產品銷售的合作形式。例如，發展能源合同管理等功能經濟或服務經濟模式。
第三，綠色轉型需要發展空間集約城市。
我國的城市發展需要與空間佔用和土地消耗脫鉤，要從外延擴張的城市變成集約緊湊的城市。
一是注重中國地理東部的城市化發展。中國未來城市化的布局空間90%需要布置在漠河—騰沖地理分界線以東。因為東部屬於在生態功能上可以重點發展與優化發展的地區，西部屬於生態功能上需要禁止與限制發展的地區。
二是注重發展城市集群。中國要實現綠色的城市化，不可能採取“撒胡椒面”式分散的城市布局，而應發展多個有規模的城市集群，讓大中小城市形成功能互補的巨型城市區域。例如，上海所在的長三角城市帶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巨型城市區域。假如說中國有5-7個類似的集中化的巨型城市區域，我們就可以用較少的土地養育較多的有生活質量的人口，同時產出較大的GDP。
三是注重維護城市生態系統。發展綠色的城市，必須注意經濟系統小於社會系統，社會系統小於生態系統，而不是倒過來﹔必須先圈定不能發展的地方是什麼，然后再進行適當的經濟性開發。
四是注重城市的功能集成。城市有四種功能，即居住、工作、休閑、交通。在原來的工業經濟時代，城市被要求分功能的發展，這就導致了“攤大餅”式的城市蔓延。要走向綠色城市，必須強調城市功能是集成式、混合式的，減少出行的距離和機動交通的空間。這樣整個空間就比較緊湊，生活質量也容易相應地得到提高。
第四，綠色轉型需要發展廣義服務經濟。
中國城市轉型不僅應該發展基於人工勞動的服務經濟（狹義的第三產業），而且應該發展基於物質產品的服務經濟以及基於生態功能的服務經濟。其中，經濟增長提供基於物質產品的服務，社會福利提供基於人工勞動的服務，自然保護提供基於生態功能的服務。當一個城市能夠獲得來自人力、產品、自然等的足夠的服務時，這個城市的生活品質與發展質量就高。
所謂基於人工勞動的服務經濟，指沒有或者較少有實體產品介入、主要由個人或組織提供的服務。例如教育、醫療、保險等。實際上，人對基於產品的物質需求並不是很多。除了足夠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房之外，其他的需求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工服務。
所謂基於物質產品的服務經濟，指由產品引申過來的服務經濟。如果產品的生產是制造，產品的使用就是服務。其新意在於：要獲得產品的服務，並不一定非要擁有產品不可，還可以採取租用、借用、第三方支付等多種形式來實現或共享。例如，以社區洗衣房替代私人洗衣機，以公共交通服務替代私人汽車出行，等等。這就可以大幅度減少家裡所擁有的東西，從“什麼都要有的生活”變成“適度擁有的生活”。
所謂發展基於生態功能的服務經濟，是指在關注經濟系統提供服務的同時，還必須關注由自然系統提供的服務。隨著經濟系統對自然系統的不斷消耗，自然系統的服務對人類生活質量的影響越來越大。基於自然的服務包括了自然資源供給、環境淨化能力、生態給生活以美感與愉悅等。這些服務很大程度上是無法被人工勞動與物質產品替代的。因此，我國城市的綠色發展必須注意保護足夠存量的生態資本，並有效使用它們為我們提供的服務。許多具有生態優勢的城市可以通過提供生態服務增加經濟收入、提供就業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