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在《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共產黨宣言》等論著中論述了社會主義公平的一般特征，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公平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公平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基本保障，也是人類社會追求的最高目標。馬克思認為，隻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公平才會實現，即便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按勞分配，也無法實現完全的平等。究其原因，在於“平等就在於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①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公平內涵的剖析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的理論基礎。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也在與時俱進中不斷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情認識的偏差與均富論的產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發展局面。對於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並沒有專門論述。因此，在當時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全新的課題，解決這一課題的前提是對中國的基本國情有一個准確把握。對此，1956 年黨的八大有清醒、正確的認識，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的主要矛盾已變為“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②。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到1957 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28.3%，平均每年增長18%，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三分之一還多，其中工人提高38.5%，農民提高27.4%。”③但遺憾的是，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把握並沒有保持下去，在我國經濟得到初步恢復之后，從1958 年起，極左路線在黨內佔據了統治地位，隨后的政策完全脫離了中國的現實國情，隻注重生產關系領域的革命，犯了跨越歷史階段的錯誤，這一錯誤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得以糾正。可以說，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把握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
在該時期，盡管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主觀上想讓全國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澤東也多次提出要反對平均主義，但由於違背社會發展的規律，最終仍走上了平均主義的道路，實現的是一種低水平的均富。客觀地說，由於時代的限制，毛澤東同志在這一時期提出的一些公平思想雖沒有得到真正貫徹，但仍有較高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對我黨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借鑒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反對抽象的公平。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抽象地談論公平，認為絕對的公平在現階段是不存在的，毛澤東繼承了這一觀點，認為過分強調公平隻會導致平均主義，而平均主義是要不得的。建國之后，尤其是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毛澤東多次對平均主義思潮進行批評，在1959年初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更是強調：“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④應該說，毛澤東在當時已認識到絕對平均主義的危害，這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是一致的，但遺憾的是，在隨后越來越激烈的政治運動中，這一正確的思想並沒有能很好地保持下去。
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主要任務。在幾個不同階段，毛澤東先后提出要通過共同富裕的方式讓人民生活逐步好轉，並強調指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對后來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提出：“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並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⑤他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因為“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勞動人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社會公平。……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全體農民富裕和生產迅速發展的光明大道。”⑥此外，毛澤東還關注人權的平等以及國家之間的平等，並對教育公平也有所論述。總體看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盡管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公平思想，但由於時代的局限以及對國情的模糊認識，這些正確思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此外，由於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犯了跨越歷史階段的錯誤，沒有認識到生產力的發展是公平實現的前提和保障，最終實現的是一種低水平的公平，直到改革開放后這一狀況才得以扭轉過來。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認識與共富論的形成
經過新中國成立初期幾十年的曲折發展，文革結束后，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不僅中國的經濟已到崩潰的邊緣，更令人擔心的是人們思想上的迷茫。雖然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沒有改變，但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到底該如何走卻依然沒有答案。如果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得不到解決，黨就有可能失去人民的信任和信心。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在反思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正確判斷，提出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並最終形成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⑦共富論的公平思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生產力的發展是公平思想實現的前提和保障。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既定的道路可循，出現失誤在所難免，但出了問題要及時改正。1978年后，黨中央及時修正並提出要把大力發展生產力當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在談到社會主義優越性時，鄧小平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實現社會公平，首先面臨的問題不是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在回顧歷史經驗教訓時，鄧小平告誡我們：“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⑧
共同富裕公平理論的形成。在談到社會主義公平的目標時，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認為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同富裕的發展路線。前面提到，由於時代的局限和政策的失誤，建國初期所倡導的共同富裕並沒有實現，最終實現的是一種“均富”的低水平的公平，或可稱之為共同貧窮。對於這種低水平的公平狀態，鄧小平堅決反對。在他看來，隻有社會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實現共同富裕的可能，因此鄧小平堅定不移地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⑨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舉世矚目的成就有力地証明了鄧小平的科學論斷。
富有時代特色的公平實現方式。在提出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標后，鄧小平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實現同富裕的思想，就是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之所以提出這種思想，一方面是為了打破前期平均主義思想的禁錮，另一方面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的原則都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改革開放前，由於平均主義的盛行，按勞分配原則根本未能得到體現。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認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⑩
針對鄧小平的上述觀點以及1993年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論斷，有學者認為，這些政策的實施導致了中國目前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筆者對此並不認同。首先上述觀點的提出適應了時代的要求，使中國的經濟社會得以迅速發展，這已得到歷史的証明。其次前面已提到，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摸著石頭過河”，不能奢望一項政策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鄧小平並沒有忽視兩極分化問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就多次強調要重視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他已看到貧富分化的危害，並提出“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隻有當經濟發展起來后，我們才有能力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這一歷史任務光榮地落到了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身上。
世情、國情的新變化與共享論的形成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大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同時，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到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客觀地說，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而是全球性的問題，但是中國的不公平程度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因此，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當前中國面臨的情況更為復雜。一方面，雖然經濟總量很大，但人均仍舊不足﹔另一方面，在蛋糕做大的同時，出現了分配不公的問題。兩方面的問題要求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必須做出科學應對。總體來看，十六大以來，黨的政策體現為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科學發展觀為指南，和諧社會為奮斗目標，以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兼顧公平”到“更加注重公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改革初期價值深遠，對於打破平均主義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這一提法也開始與時俱進。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些政策的出台反射出一個很強的信號，就是黨中央把社會公平問題提高到一個新的戰略層面。隨后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報告又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從政策層面來看，公平和效率被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堅持效率優先是必然的，但從政府角度來說，公平問題也同樣重要。因此，效率和公平並重不僅體現為政策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轉換，表明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
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自黨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以來，關於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呼聲越來越高。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先后強調了共享發展成果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十七大報告指出：“和諧社會要靠全社會共同建設。……努力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不僅要讓人們共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還要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這些論斷，充分體現了黨執政為民的決心和信心，揭示了黨在新時期新階段的努力目標和工作任務，賦予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以新的內容。
結語
回顧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有三個鮮明的特點。首先是主題的一致性。無論是建國初期還是改革開放的今天，我黨歷屆領導集體都始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標，堅持隻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契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本真精神。其次是理論的連貫性。從改革開放前那一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均富論公平思想，到改革初期的共富論公平思想，再到新時期形成的共享論公平思想。社會財富佔有的公平內在地體現著一條發展線索，即理論上的與時俱進，這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伐一致。最后是內容的交融性。雖然在各個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內容並沒有區別。
總之，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部分，隨著時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公平思想也必將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創新發展，並與時俱進地產生新的理論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教育學院思政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農民發展的權利訴求與制度貢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CKS018）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305頁。
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41頁。
③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337∼338頁。
④《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2頁。
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21頁。
⑦⑧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第116頁，第172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頁。
《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57頁。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頁，第41頁。
本書編寫組：《人民日報重要言論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