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中國第四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

　　上月，國家最高決策層作出決定，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據我所知 ，原來地方申報的是“上海”自由貿易區，而最后批准的是“中國（上海）”，名頭凸顯“中國”，這就意味著它不僅是地方層面的事情﹔其二，原來地方申報的是“自由貿易園區”，而最后批准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基點落在“試驗”二字上，這就意味著國家要在此先行先試，重在制度創新。

　　緊跟著，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的行政審批的決定草案》獲通過。暫時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上述行政審批的調整在三年內試行，對實踐証明可行的，應當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對實踐証明不宜調整的，恢復施行有關法律規定。

　　這實際上已給予自貿區突破性創新的空間，中國（上海）自貿區成為迄今為止中國開放度最高的特殊區域。

　　第四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

　　中國的改革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內源性”的改革，如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另一種是“外源性”，即倒逼式的改革，如開放倒逼式改革。從1978年起，決策層一直嘗試通過對外開放來瓦解僵化的體制。在過去三十多年裡，已經出現了三波開放倒逼改革的高潮。

　　第一波開放倒逼改革的高潮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1980年，深圳特區成為中國率先開放的試驗田。鄧小平說“殺出一條血路來”，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倒逼著體制機制的不斷改革。在深圳特區（特別是蛇口工業區）開放精神的帶動下，全國人民改革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了，到中共十三大時達到了高潮。

　　第二波開放倒逼改革高潮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決定開發開放浦東，浦東作為中國第二輪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上海市領導積極推動浦東開發，實際上是選擇一個小塊區域作為突破口，與當年鄧小平在深圳搞特區的做法有點類似，都是從小處入手，借此破局，用開放來倒逼改革。

　　第三波開放倒逼改革高潮是本世紀初。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始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軌道。改革不僅依靠國內“內生”的改革力量，而且利用了外部由於加入WTO所引發的開放倒逼的力量。WTO的規則，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則，國家按WTO規則修改了3000多條法律法規，帶動了不少實際性的改革舉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有不小變化。

　　現在我們面臨的應是第四波高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兩個基本定位，一是強調先行先試，二是爭創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新優勢。這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面向世界的主動試驗，先行先試和爭創新優勢的根本途徑在於制度創新。

　　開放將倒逼什麼樣的改革

　　自由貿易試驗區這塊“大石頭”，將至少激起三個漣漪圈。

　　第一漣漪圈，也是直接漣漪圈，倒逼外資外貿領域的改革。

　　外資外貿體制首當其沖。自貿區發展的基礎，應當是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其中包括：貨物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轉口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外資業務的管制放開和隨之而來的服務技術的引進等，以此推動 “五流”（商流、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集合型的開放和發展，從而把外資外貿的改革推進到更寬的領域和更高的水平。

　　第二漣漪圈，倒逼經濟領域改革。

　　首先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核心是取消某些不合理的扶持性做法，真正作到“兩平一同”，即：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對國有壟斷企業的沖擊是很大的。

　　其次是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自貿區制度創新的亮點之一。核心是把自貿區辦成金融創新試驗區，包括先行先試人民幣資本項目下開放，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實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試點等金融創新﹔在區內實現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金融機構資產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探索境內離岸金融業務﹔以及推動其他金融業對外開放，等。

　　第三是財稅體制改革。重點推動稅收創新，如採用低稅率，以降低企業稅負，形成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稅收政策。

　　最后是要素價格改革。既然全方位開放涉及勞工權益保護和資源利用，有一個低估的要素價格回歸合理均衡水平的問題。這是要素價格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將市場體系建設進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第三漣漪圈，倒逼更深層次的改革。

　　例如，政府自身體制改革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政府過多採取行政許可、審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不清。按照自貿區新的規則，應遵循“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並暫停實施某些法律法規。所有這些都將倒逼政府改革，推動其由管制性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轉變。

　　再如，社會體制改革方面。隨著自貿區新規則的建立，以保障勞工權益為標志的公民權利問題，將會進一步突顯，這就要求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包括培育和創新社會組織、推進社區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達協調機制、用“對話”替代“對抗”等。

　　在自貿區范圍內，隨著新規則的實行，勢必會使多樣化價值理念之間碰撞和融合。在這種新格局下，能否由“文明隔閡”走向多元基礎上的“文明交融”，避免文明的沖突和碰撞。這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