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已經確定，一幅為打仗、能打仗、打勝仗的新景觀正在遍布神州的演兵場上展現。作為我軍軟實力組成部分的軍事文學，滯后於強軍實踐的現狀顯而易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離得遠，與我軍深化改革的步履拉開了距離，成熟的作家有能力卻鐘情於過去的人和事，新生代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身的局限制約了創作。二是表現淺，已有的一些作品思想含量低、透視能力弱，隻限於小故事、小情趣和小糾葛，對我軍推進改革的復雜矛盾觸及不多不深，其反映的部隊現實生活還停留在淺表層。三是力量散，本來就在緊縮的文學隊伍，未能把有限的創作資源集中起來，猶如散兵游勇四面出擊，作家的關注點和創作的著力點相對分散，與上個世紀軍事文學曾有過的“集火突擊”的態勢形成鮮明對照。盡快打破目前軍事文學長期徘徊的局面，從整體上實現又一次新的突圍，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精神動力和文化支持，既是現階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賦予軍事文學的使命任務，又是軍事文學保持自身生機活力，開拓繁榮興盛之路的內在要求。
回顧新時期軍事文學進程，兩次重要突圍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第一次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推動下，以自衛還擊作戰和百萬大裁軍為契機，軍事文學在經過漫長的浩劫之后成功實現了第一次突圍，率先拉動我軍文藝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第二次是上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在世界新軍事變革風起雲涌的大背景下，以調整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啟動我軍改革為契機，軍事文學在面臨舞台藝術和影視藝術的雙向夾擊下，頑強地實現了第二次突圍。如果說前一次突圍具有全局意義，屬於戰略性的轉折，那麼后一次突圍則是局部的行動，屬於戰役性的突破。盡管差異明顯，但都對軍事文學的發展乃至整個軍隊的文化建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實現又一次新的突圍，就要學習借鑒歷史經驗，順應大勢、抓住機遇，以黨中央已經做出應對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為契機，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認清軍事文學的困境何在、薄弱環節在哪裡，沖破長期阻礙的藩籬，從而闖出一條新路來，進一步激發和凝聚軍事文學的創造力。
“下生活”，向著
未來戰爭演兵場拓展延伸
現在部隊的專業作家大都在總部、戰區和軍兵種層面的領導機關，久居大都市，身在高牆裡，日子長了，就好像生活在物質和精神的“圍城”之中，既有思想的束縛、生活的隔膜，也有工作中的頑症痼疾和創作自身的制約局限。多年來，部隊始終呼吁作家要“下生活”，但被當作口號喊得多，停留在會議和文件中多，至於怎麼組織落實就很少問津了，也無相應機制監督考評。如在過去的年代，隻要作家邁開雙腿就能到自己想去的部隊“下生活”。但在今天這個新時代，部隊的情況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實戰化的訓練已不在當地，要出營房、跨區域，甚至上天入海到國外﹔演習不再是單一平面，往往是諸軍兵種合成立體，與外軍雙邊、多邊聯演已成機制並有擴大之勢﹔執行多樣化任務早已出了國門，足跡、航跡到達亞、非、歐，長距離、持續性、常態化，如此這些，已成為當前我軍最基本、最重要的實踐。其原因不是作家主觀不想去熟悉和了解，確實是受到各種環境條件的限制而自身又無力去解決。振興軍事文學，要優先考慮組織作家切實把握好我們黨新形勢下建軍治軍的總方略，明確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行動綱領，有重點地到我軍改革發展的前沿去。如參加總部籌劃指揮的戰略戰役演習，與外軍跨國界的聯演聯訓，執行國際維和、海外護航和地區性的反恐處突，就像當年組織作家到執行邊境輪戰任務的部隊去生活，組織作家“重走長征路”“北上南下”“追趕兵車”等活動一樣，自上而下，打破建制，混合編組，相互交流。宏觀能與戰區、集團軍首長近距離對話，了解戰略戰役層面強軍打贏的深謀遠慮﹔微觀能與前沿部隊入列同行，直接抵達作戰演習地域，行動軍事化，生活野戰化，不以“創作員”的頭銜去採訪，而以“戰斗員”的身份去體驗。需要強調的是，今天的作家需要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強烈創新願望、追夢想象和探索膽量，但又要防止那種單純好奇、獵奇而不求甚解、浮光掠影的態度。隻有從觀念到方式都來一個轉變，才能真正做到重心下移，潛入“深水區”，認識新事物、結識新人物，從而使自己對於強軍目標精髓要義的思想認識由表及裡、由此及彼，有一個大的提升和跨越。惟其如此，作家才能走出“圍城”，以堅定的步履向著打贏未來戰爭的新疆域拓展延伸。
從宏觀微觀結合上
認識復雜的中國軍情
在與作家朋友交往中，他們對部隊建設的各種矛盾並不是完全不了解，大家見了面都要涉及這方面的話題。但當他們下筆時卻又犯嘀咕，瞻前顧后，猶豫不決，心理負擔很重。寫深了有一些擔心，寫淺了就像一杯白開水，連自己也覺得看上去一覽無余，喝起來沒有味道，更別說讀者不會感興趣了。這裡既有作家缺乏辯証的思想、直面現實的膽識和善於表現的智慧等主觀方面的問題，也有相關部門引導不夠、分析不透、鼓勵不足的客觀原因。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問題了，當年徐懷中寫《西線軼事》，李存葆寫《高山下的花環》、朱蘇進寫《炮群》和柳建偉寫《突出重圍》，都曾面臨如何觸及部隊矛盾、特別是深層次矛盾的現實課題。是採取回避的態度繞著矛盾走，或是避重就輕寫一些不痛不痒的東西，還是勇於面對困難和問題，包括一些棘手的問題、敏感的問題和“老大難”問題，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銳利武器，向軍營生活的縱深掘進。作家們的職業精神和藝術良知讓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創造了那個年代軍事文學的輝煌。幾十年過去了，從未有過的開放、包容、和諧、寬鬆的文化環境早已形成，藝術民主和創作自由的學術氛圍日益濃厚。在新世紀，我沒有經歷過也未曾聽說過，有哪一位部隊作家因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揭示了軍營現實生活的復雜矛盾而受到任何責難。關於能不能寫矛盾，如何把握觸及矛盾的分寸尺度，其問題的關鍵已不是來自外部的因素，主要取決於作家自身的責任、勇氣和智慧。有識之士早已大聲疾呼，農業文明對中國人思想的禁錮直到今天仍沒有完全散去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思想解放絕不應僅僅局限在政治領域，它應當是思維方式和思想材料的全面開放，是對思想膽略的一次全面武裝。正因為如此，我們黨在十八大以后把改革開放稱作是一次“新的偉大革命”。作為軍隊作家在這事關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歷史關頭，應以更加自覺的擔當走在“新的偉大革命”的前列，解放思想，輕裝前進，投身即將到來的又一次改革大戰役，迎著風險挑戰，穿過激蕩的思潮，破解碰撞的矛盾，勇為改革鼓與呼。軍事文學的組織領導者們，則要為作家打贏這場新形勢下的文學攻堅戰做好戰略謀劃，制定戰役方案，研究戰術戰法，不當隻動嘴的“甩手掌櫃”，也不做隔岸觀火的看客。要拿出當年前輩篳路藍縷的勇氣，與作家們一起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去分析認識今天國家和軍隊現實矛盾的尖銳性、多樣性和復雜性，不因單一的宏觀鳥瞰而滿目光明，也不因單一的微觀透視而一團漆黑，對社會轉型陣痛要有真切體驗和深刻感悟，既不麻木不仁，也不怨天尤人，把揭示渡過“深水區”的艱巨性和奪取改革新勝利的必然性統一起來，攻堅克難，跋涉險灘，在“新的偉大革命”的斗爭中譜寫中國軍隊新的傳奇。
文學中的英雄人物與新聞中的
典型人物不能簡單畫等號
這些年軍事文學有一種現象，就是作家跟著“典型”走，但這個“典型”並非是現實文學所主張的那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各個部隊宣揚的英模人物，用眼下媒體的行話來說，就是此起彼伏的“典型大戰”。往往是某個“典型”已經在不同的媒體“輪番轟炸”之后，作家又去受命寫書、寫戲、寫電視劇或電影，其結果不言而喻。回想上個世紀60年代初到中期這個階段，我軍出了雷鋒、歐陽海和南京路上好八連幾個重大典型，除了《歐陽海之歌》這部長篇小說外，雷鋒、好八連都被改編為話劇和電影，基本沒有涉及文學。現在來看，因為“好八連”的話劇和電影創作者們遵循了藝術規律，沒有簡單地去圖解當時的政策概念，也沒有照著“新聞典型”的葫蘆畫瓢，而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著重反映上海解放后，剛剛進城的人民軍隊又面臨糖衣炮彈進攻的復雜環境和嚴峻考驗。因為它是藝術的而不是新聞的，因為它真實地刻畫了有的官兵在“十裡洋場”打了敗仗，而沒有隻在那裡高唱勝利的贊歌。至今《霓虹燈下的哨兵》光彩不減當年，還照耀著溫暖著我們每一個軍人的心。與之相比，近年來那些被戴上“典型”桂冠的文學、戲劇、電影和電視劇，且不說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冷遇，更談不上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
實踐告訴我們，文學並不是不能寫“典型”，而是不能跟在新聞后面亦步亦趨，必須嚴格遵循自身的特點規律，“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像長篇小說《紅日》《紅岩》《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都是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人物和故事，但又不同照相一樣直接進行原封不動地反映，而是秉承文學典型化的原則方法把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統一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真正創作出像石東根、江姐、楊子榮、劉洪這些堪稱“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誠如《紅日》的作者吳強所說，我不是寫戰史，卻又寫了戰史，寫了戰史，但又不是寫戰史。透過這些血火斗爭的史跡，描寫、雕塑人物，故事裡的種種細節則可以由作者自由設計虛構。強調軍事文學新的突圍，一個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就是在選取題材、塑造人物的時候，不要簡單地與現實生活中的先進典型畫等號，而是“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在各種各樣的人物中，則“應當在描寫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在描寫社會主義新人中，又應當下工夫塑造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時代特征和軍旅風骨的英雄形象，反映我軍在推動改革的大進程中為拓展和捍衛國家利益勇於犧牲、奮發有為的嶄新面貌。高揚英雄主義旗幟永遠是軍事文學的本質屬性和鏗鏘旋律。突出強軍目標則是當代軍事文學的鮮明主題。軍事文學對英雄人物的塑造，早已伴隨著改革的大潮從“三突出”的舊模式中突圍出來，現在面臨各種文化思潮的激蕩，需要防止和避免的是落入一些外國大片的“洋模式”。不戴軍帽卻在頭上包一塊黑頭巾，不穿軍衣而穿黑色套頭衫，雙肩斜背大口徑的子彈帶，以為這就是創作出了新的英雄了。靠外在的模仿怎麼能寫出感人的英雄來，隻有“接地氣”，多食“人間煙火”，才能真正寫出寫活寫新寫實中國軍人的中國心。
給作家一把
走進強軍之門的鑰匙
凡是優秀的軍事文學作家，不僅要有深厚的軍旅生活積累，而且還要有良好的軍事素養和戰爭理論造詣。徐懷中寫《底色》，除了背井離鄉穿越戰場的親力親為，還依賴他對美軍和南越游擊隊不同的戰略戰術的深入研究，包括雙方主戰裝備的性能特點和使用規律的透徹了解，做到了文武兼備，寫起戰爭來游刃有余。劉亞洲寫《惡魔導演的戰爭》，與他長期以來對猶太民族歷史文化，特別是對以色列軍隊的學習研究分不開的，包括他后來的作品《格林納達的對話》《攻擊攻擊再攻擊》《這裡是馬爾維納斯群島》等等，都透視出他廣博的世界知識和深厚的軍事理論功底。隨著我軍作家隊伍的新陳代謝，新人不斷加入，或許他們中有的上過軍校，有一定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的基礎，但普遍存在兩個不足：一是對我軍的歷史若明若暗，包括建軍以來隊伍的演變重組、重大事件、重要的戰略戰役和紅軍時期軍團到師的領導、解放戰爭縱隊以上指揮員，知之不全不細﹔二是對外軍了解若明若暗，遠的不說，就從海灣、南聯盟到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形態演進，戰略戰術的思維轉變、作戰分隊編成改革、武器裝備創新發展等等，都缺乏全面系統的學習研究。當然不能用軍事指揮員的標准來苛求文學家，但讀兵書、知戰爭則是軍事文學作家的應有之義。我們尚未打過機械化戰爭，或許信息化作戰方式也會很快就過時。以軍事文學為己任的作家們，需要在強軍實踐的大課堂裡補上現代軍事、未來戰爭這一課。否則，我們即使下了生活，到了前沿，也可能是霧裡看花或隻能看“熱鬧”而弄不明白其中的“門道”，結果是水中撈月一場空。學習掌握現代軍事和國防科技理論知識，就好比獲得了進入強軍之門的一把鑰匙，使我們從“入門級”上升到一定的“段位”﹔又好比上了一個台階，由此就能夠站在前人和別人的肩膀上瞻望未來，這樣我們才能跟上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快節奏，與強軍的雄師勁旅同一步調，掌握與新一代指戰員溝通的新語言，共同駕馭強軍之路的新戰車，在打贏未來戰爭的新疆域，為我們的軍事文學補充新能量，進而為強軍之師釋放出更加有力的正能量。
文學評論隊伍是
實現突圍不可或缺的力量
現在能讀到的軍事文學評論很少，據權威機構發布的2010至2011年《中國文情報告》《2012年中國文學發展狀況》，除對幾部涉及軍人生活的作品和幾位軍人作家的名字提了一下，對軍事文學再無任何的分析評說。原因自然復雜多樣，除了自身創作的問題，也不能否認與淡出權威機構的視線，包括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權威人士的重視相關。這種變化並不單單是數量的減少，過去一些在軍事文學評論中頗有建樹的大家名家，現在仍然寶刀不老，馳騁文壇，隻不過是轉移了陣地，把精力更多用於研究分析其他作品。現在專門從事軍事文學理論研究與批評的人員勢單力薄，青黃不接，后繼乏人，令人擔憂。當然，創作有自由，評論也有自由，我們不能去苛求甚至責怪評論家，仍然需要相關部門來做工作並有所作為。軍地協同共建軍事文學是我們黨抓文藝工作的優良傳統，在這方面軍隊更有著獨特的優勢和寶貴的資源。上世紀80年代，黨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轉發了中國作協與總政文化部關於推動軍事文學繁榮發展的《會議紀要》，明確提出加強軍事文學的理論建設和文藝批評。隨后軍地聯合召開軍事文學評論研討會，層次之高，參加人員之廣，史無前例。被稱為文學界泰斗的大人物親自為創作軍事文學的小人物撰寫評論推薦新人新作。有影響的理論學術刊物《文學評論》經常推出軍事文學研究和評論的最新成果。作為當時軍事文學重要陣地的《解放軍文藝》和《昆侖》雜志，更是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開展評論活動、培養評論新人的職責，吸引聚攏了一大批有志於軍事文學評論的青年，正是在這個陣地上拿起了文藝批評的武器，使他們由此走向更廣闊的天地。這不只是對往事的回憶，更是對歷史經驗的重溫，也許從前走過的路已經回不去了，但需要我們尋找新的時代坐標另辟蹊徑。無論今后的路怎麼走，都必須從具體的、可行的而且是有用的事情做起，不圖急功近利，隻求長期有效，凡是徒有虛名、流於形式的“招牌”和活動盡量少搞不搞，切實讓我們曾經有過的那支非常活躍又充滿活力的軍事文學評論隊伍重整旗鼓，為實現新形勢下軍事文學新的突圍搖旗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