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健
從理論與實踐二者關系的角度來看，軍事實踐較之於軍事理論是第一性的存在。毛澤東曾指出：“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還原軍事理論的現實表現，不難發現軍事理論並非總是軍事進步的前奏，軍事變革的“大家”有時亦非軍事理論的“擁躉”。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先是按照實際需要改變了原有的服飾、軍制，才無形中主導了胡服騎射，打造出一流騎兵。有研究表明，二戰中的德軍其實並未刻意創造一個新的作戰樣式，只是廣泛汲取了歷史經驗教訓，建立起連貫有效的作戰方式，才有了后人津津樂道的閃擊戰。以色列空軍慣用的超長距離隱蔽奔襲，是信息化條件下空軍運用的經典戰法，其實施之初亦咸見軍事理論的“指點”。
其實，因軍事數據的保密性要求，理論研究者能夠獲得的資料一般都在戰爭之后。這種先天性信息梗阻容易使得軍事理論研究相對滯后。因而，軍事理論本質是為了詮釋戰爭，方便於后人理解戰爭行為而存在的。人稱“F-16之父”的約翰·博伊德悄然領導了美軍軍事轉型，卻從未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過他的思想。人們真正認識博伊德行為並總結其理論觀點，都是博伊德死后的事。從這個角度來說，理論創新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對實際問題的思考和總結，尤其是立足現有條件對實際戰法的籌劃與提高。不能坐等明天理論來指導，而在今天無所作為。
當然，摸索與總結並非軍事理論創新的唯一途徑，路徑選擇與設計嘗試也是理論創新的題中之義。一戰后法德均意識到陸軍裝甲力量的重要價值，可受到國家整體戰略影響，兩國的陸戰理論卻相背而行，進而導致戰爭天平迅速向德國傾斜。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強國軍隊所進行的軍事理論設計，所打擊的都是實力懸殊的對手，這客觀上使得其理論設計容易如願。然而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現實也表明，設計戰爭開始容易，設計戰爭進程很難，這也即是這兩場戰爭持續時間遠超美國想象的原因所在。即便在高度非對稱的情況下，信息化戰場依然有著巨大不確定性，軍事理論無法完全“定制”作戰樣式，因此對於軍事理論設計的實用性也要客觀看待。
在軍事理論創新領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軍相繼提出了“網絡空間作戰”“全球打擊”“空海一體戰”等主張，理論翻新讓人目不暇接。有人統計，二戰以來美軍軍事理論平均5年更新一次，伊拉克戰爭后更是幾乎每兩年更新一次，且不少軍事主張並不避諱公眾，制造了較大影響。但兵者，國之大事。軍事理論涉及國家根本，美軍如此將國之利器示人，用意何在？
對外傳播軍事理論，相當於一個國家進行立場輸出。美國不斷拋出花樣迭出的軍事理論，客觀上起到了擴大地區主導權，維持盟友“安全感”，挑動相關國家軍備，試圖擠壓假想目標話語空間等作用。這種理論威懾不僅指向軍事需要，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高端構成，傳播效應不可低估。因此對於這種承載著宣傳和威懾意味的軍事理論，就要睜大眼睛看透其本質，既要發現其內在軍事價值，又不要被其引入歧途。我們要努力學習外部先進的軍事理論，更要堅持自己的風格，說自己的話，不能在軍事理論快餐主義的喧囂中丟掉好的傳統，迷失前進的方向。
此外戰爭史還表明，軍事理論的作用力究竟有多大，並不僅僅在於理論本身，還在於執行者或者說戰爭雙方對其的理解深度。就此而言，執行力因素也是進行軍事理論創新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