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費削減的大背景下，世界軍事變革的運行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新情況、新趨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積極探索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試圖通過改革、調整、轉型贏得戰略主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僅僅看到發達國家軍費削減帶來的消極影響，忽視了這場變革轉型背后的深層動因，與發達國家的軍事差距非但不能縮小，反而可能繼續拉大。因此，必須關注美軍改革轉型對世界軍事變革產生的深刻影響。
國際軍事競爭已進入成本效益時代
當前國際軍事競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效益競爭。現代經濟學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即一個國家單位GDP生產所消耗資源能源的數量，是衡量其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益的一項重要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道理相通，一個國家的軍事效益高低在理論上也是可以度量出來的。如果把軍隊的戰斗力抽象為可以評估量化的單位，其所消耗的資源和取得的效益同樣可以進行比較。
美軍目前所推動的改革轉型，很大程度上是一場效益改革。美國國防部近期出台的戰略文件指出：未來美國的國防戰略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單純依靠提高軍費的辦法，想買什麼武器就買什麼武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代已經過去。如果說軍費開支佔全球幾近一半的美軍都做不到這一點，其他國家軍隊就更難做到。效益決定軍隊建設的成敗。一個國家的軍事競爭能力，不僅要看一定時期投入資源的多少，更要看產出效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提高軍事能力，不僅僅是資源投入不足的問題，必須在提高國防效益上面找出路，強化軍隊建設的成本效益觀念，確立成本效益評估機制，減少與戰斗力無關的環節，努力降低軍事系統的運行成本，花好用好每一分錢。隻有這樣，才能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軍事差距，趕上世界軍事變革的大潮流，提高國際軍事競爭能力。
戰略管理能力決定成敗
美軍在改革轉型中，把提高戰略管理能力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認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加強戰略管理，可以創造出更大的軍事效益。美軍在戰略管理方面存在問題不少。比如對“錢”的管理，長期存在兩大難點：一是戰費開支漏洞大，二是武器研制採購成本難以控制。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數百億美元重建經費不知去向。武器裝備研發採購成本一再攀升。不久前，美國國會審計局公布五角大樓主管的95個軍事項目，超支高達2950億美元，平均拖后工期21個月。陸軍“未來”戰斗系統（FCS）草率上馬，預算嚴重超支。為解決這一問題，國會預算辦公室對國防部管理目標提出要求，到2021年，在國會預算辦公室成本計劃的基礎上削減成本 31%、在未來五年國防計劃的基礎上削減成本 20%。具體落實結果是軍隊薪酬和運營成本削減 23%，採購經費削減15%。到2021年之后，薪酬和運營成本由原計劃的25%下降到17%、採購成本由18%下降到11%。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美軍的戰略管理仍處於領先水平，其國防投入的產出效益高於大多數國家。
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戰斗力。戰略管理的能力越強，軍事活動的運行成本就越低，軍事效益也就越高。從總體上講，發達國家的國防效益高於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軍事戰略管理能力高於發展中國家。要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的軍事差距，提高戰略管理能力，必須關注軍事活動的運行成本，把有限的資源最大化地物化成軍事能力。在這一領域，發展中國家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提高軍事效益涉及許多方面的問題，宏觀決策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宏觀決策失誤往往會造成巨大的浪費。比如對未來安全威脅的判斷，對戰爭形態演變的把握，對重大武器裝備發展的決策，對不同戰略方向的統籌，對未來戰爭指揮人才的培養等等，如果在這些重大問題決策上出現失誤，不僅僅會造成大量資源浪費，而且會錯失良機，危及國家安全。
革除弊端需從高層做起
美軍的改革轉型經驗表明，通過改革轉型克服軍隊建設中的種種弊端必須從高級領帥機關做起。美軍歷史上的幾次大改革，都是從國防部和高層指揮機構做起。上世紀60年代，麥克納馬拉推行國防改革就是自上而下地推動。這次美軍改革轉型，又是從國防部和高層指揮機關動手。壓縮預算，提出的一項重要指標是國防部和聯合司令部削減開支 20%。為實現這一目標，國防部和各大司令部不僅要減人而且拆廟，在很短的時間內撤銷了聯合部隊司令部，凍結了國防部高級文職及軍職官員的編制，三年內削減50個將軍級職位，150個高級文職崗位和上千校級軍官崗位。從國防部和高級領帥機關做起，這是美軍改革轉型的突出特點，其做法值得借鑒。
改革是利益關系的調整，軍事領域也不例外。任何國家軍隊的改革轉型，必然會觸及一些權力機構的利益，觸動某些人的“奶酪”。改革的決策者、組織者如果跳不出自身利益的圈子，缺少壯士斷腕的決心，改革就無法深入。要解決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必須從高層指揮機構做起，否則就容易使改革陷入低層次循環的怪圈，就很難取得真正的實質性突破。
改革根本路徑是依法治軍
由於各國軍隊的情況不同，推動軍隊改革所選擇的路徑並不一樣。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都需要強化依法治軍。軍事改革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制度創新的過程，也是不斷強化以法治軍的過程。
美軍重大的改革行動，實際上每一次都是從落實法律制度做起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納恩─麥克德法案（Nunn-McCurdyAct），依照該法案，如果一項重大軍備項目開支超過預算的15%時，必須通知國會，並自動啟動中心評審程序﹔如果超支達到了 25%，國防部必須對國會做出合理解釋，否則就可能被取締。美國著名的“全球鷹”無人機近期遭到凍結，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10年8月，美國國防部長簽署《國防部效率決定》，並由此啟動了基於“效率與效益”的採辦管理改革，其核心是強化裝備採辦過程管控，提高採辦管理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武器裝備經費的使用效益。不久前，美軍又出台了“戰略選擇管理評估”，對軍費開支監督管理形成了一套更加嚴密的法律制度。
美軍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貪污腐化的弊案並不少。負責武器採購的高級軍官有因腐敗而丟官的，有因濫用軍費動用公款請客去看脫衣舞被入刑的，有以數百美元去採購一個馬桶而備受詬病的，其中也有不少弊案牽涉到高層軍官。解決這些問題，堅持上下一視同仁，依照法律法規定讞。非洲司令部前司令沃德上將因挪用公款受到了嚴厲處分，所犯錯誤主要是動用軍車接送妻子購物，出差享受溫泉療養，接受政府承包商提供的餐飲和百老匯演出門票，以個人理由延長出差時間等等。沃德違紀所涉及的公款數量並不大，僅相當於本人的半年工資。然而，這一錯誤卻受到了由上將被降為中將、每年退休金減少三萬美元的嚴厲懲處。以為功成名就的高級軍官，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
改革的目的是強化依法治軍，而依法治軍的關鍵是從高級機關和高級軍官做起，隻有這樣才能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加強依法治軍是各國軍事變革的必由之路。
在軍費開支穩定增長的時期，一個國家推動國防和軍隊改革相對比較容易，在軍費開支緊縮的情況下，把軍隊改革轉型推向深入，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挑戰。美軍的新一輪改革轉型正是后一種情況下啟動的，能否達到預期目的尚有待觀察。但無論結果如何，美軍作為世界新軍事變革的領頭羊，其改革舉動必然會對國際軍事形勢、地區安全和世界軍事變革產生重要影響，其發展動向值得重視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