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黷武主義而缺失內省精神”的武士道，把日本引向無限擴張的絕境。“賭國運”的冒險精神給日本高層一個解決國內矛盾的簡潔方法，隻要發動戰爭就能過得去。“為落花流淚卻殺人不眨眼”的物哀性格，使日本民族極其容易被右翼誤導。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為遏制中國，有意蠱惑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這就更使日本的戰爭反省幾近夭折。
東方人習慣以12年為人的一年輪，寓意命運的輪回﹔而以60年為一甲子，寓意一個民族命運的輪回。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起，第一個甲子期日本再次侵華導致空前慘烈的抗日戰爭﹔而明年將迎來甲午戰爭后的第二個甲子年，中日摩擦的緊張度已不亞於甲午戰爭之前。人們不禁要問，中日為什麼難以走出近代以來戰爭相克的歷史宿命？
日本近代以來的崛起總是以掠食者的模式實現
日本是亞洲的掠食者，站在亞洲弱肉強食國家生態食物鏈的頂端。有意思的是，它居然歷次工業革命浪潮都依靠掠食模式成功蛻變，從而靠武力來掠奪鄰國財富是日本自身進步的必然選擇。
日本工業化道路皈依西方列強戰爭崛起的基本路線。日本成為掠食者的思想衣缽源於英法德工業化的共同軌跡：對外戰爭崛起，掠奪外部財富以積累資本，並轉嫁國內經濟危機。明治維新時期率先吞並琉球，實為掠奪財寶為明治維新之用﹔而后侵犯台灣再從滿清政府獲取巨額戰爭賠款﹔直至吞並朝鮮及發動甲午戰爭，進一步從腐敗的大清王朝拿走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以這些資本為基礎實現日本第一次工業化——日本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第二次工業化日本又是以發動“九一八事變”為序幕，以侵佔整個中國、東南亞為日本帝國“自存自衛”的基盤。
歷史証明日本經濟衰退之時就是其擴軍備戰之際。日本恰恰是由經濟危機走上帝國主義道路的，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華的直接原因正是東京大地震后日本經濟騰飛戛然而止，很快陷入經濟大蕭條時期，國內爆發“米騷動”，農民失去大片土地，小作坊主、個體經營者大批被壟斷財團吞並，失業人口以前所未有的數字增長，自殺成風、學潮蜂涌，“米騷動”預示著日本國內一場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即將到來，這時日本軍人干政，立刻將革命風暴轉向侵華。
事實說明日本的戰爭崛起都是在其衰退時發生的。日本的近代化蛻變、現代化蛻變都是以侵犯鄰國利益為前提，一旦其自身實力撐不起產業革命和社會轉型，在其經濟走下坡路時，它就油然而生日本滅亡的危機感。為急於改變衰敗的命運，走向戰爭冒險主義，迫不及待地發動對鄰國的侵略戰爭。而關於這一點，近代以來中國人總是疏忽大意，包括梁啟超、李大釗這樣的有識之士也未能看清這一規律。“九一八事變”前夕，梁啟超、李大釗都表示日本大地震傷了元氣，很快就不行了，而中國的產能和繁榮已經超過日本，亞洲必定還是中國來領導。但事實勝於雄辯，近代以來每當中國經濟繁榮，就引來日本的貪婪，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大清王朝到國民政府，都是在自鳴得意、向世界炫富之時，被日本打個措手不及，到頭來輸得干干淨淨。
對中國的教訓而言，日本經濟衰退，勢必軍事走強。日本在衰退中的崛起是依靠戰爭，侵略鄰國，居然每每得手，確實靠搶掠來的財富快速挽救自身發展的沒落，這種靠鄰國的營養補充自己的掠食者文化已經形成日本崛起文化。
日本右翼企圖綁架整個民族，重蹈崛起—擴張—戰敗的軍國主義覆轍
日本右翼在政治上屬於極端民族主義，而非愛國主義，旨在重建昔日給亞太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痛苦的“大東亞共榮圈”，是顛覆日本和平發展、亞洲和平發展，乃至世界和平發展的一股強勁的極端勢力。
“黷武主義而缺失內省精神”的武士道，把日本引向無限擴張的絕境。在人類發展史上，黷武主義的民族一個接一個冒出來，掀起地區性乃至世界性戰爭，但基本上因為不能適應和平發展而曇花一現，要麼消亡或沒落成普通民族，要麼回歸正途，涅磐重生。唯有日本還沒有完成蛻變，既不是消亡沒落，也不是改邪歸正，仍舊在戰后崛起，重新掀起今日亞洲的驚濤駭浪。究其原因，武士道孕育了四五百年的軍國主義文化，就是在崛起初期嘗到一點成功喜悅之后，就盲目自大地快速轉向軍事擴張，擴張到底就是戰敗。所以，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不同的是，在日本擴張歷史中從來沒有什麼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的傳統。從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正是缺少內省精神導致缺乏戰爭擴張的自制力，結果從日本眼裡的“琉球處分”到“征台”，經“日韓合並”“日清戰爭”“滿洲事變”“日中戰爭”，一場戰爭之后接著又是一場更大的戰爭，戰爭擴張主義無限膨脹，直到太平洋戰爭被打敗為止。
“賭國運”的冒險精神給日本高層一個解決國內矛盾的簡潔方法，隻要發動戰爭就能過得去。武士道孕育出來的軍國主義，充斥著“不把一切困難和災難放在眼裡”的野性精神，結果就是不斷地“賭國運”。其實，軍國本身並非貶義，也非日本專利，乃是漢唐初期的表征，民國時期蔣百裡就積極主張恢復中華軍國。軍國歷來指尚武之風盛行和崇尚武力的國家，像今天的美國全民可自由持有槍支，也屬於軍國傳承。不過如今美國隻能算是民主制下的黷武主義，搞軍事霸權，但遠遠談不上軍國主義。二戰中德國是軍國主義，但希特勒不過是把理性的德國卷入短期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世界，今天的德國根本就與軍國主義背道而馳。軍國主義實是日本幾百年使用的專利，國內一有短時過不去的坎，就被國內右翼大呼“日本不行了，必須軍人專制”，結果文人統治終結，軍人上台，馬上就蒙騙人民“隻有走戰爭道路才是日本唯一出路”，日本幾百年來都在軍事上賭，雖然總是先賭贏，結果贏得越大，輸得越慘。
“為落花流淚卻殺人不眨眼”的物哀性格，使日本民族極其容易被右翼誤導。日本具有冷酷嗜殺、缺仁義的民族性格，這為政閥財閥們“賭國運”提供了全民響應的文化基礎。至今日本人還沉靜在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的武士道文化衣缽之下。正像90年前林語堂所說，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人托著堅定的下巴，一副要麼摧毀世界、要麼被世界摧毀的神情。翻過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今天越來越多的日本又在金融危機和大地震的歷史輪回中再次做出這樣的神情，其結果又可能是：全民投身信息革命，遇到點困難，右翼煽動“中國威脅論”，結果就是“日本危機論”，很快民主政府下台，右翼集團篡權，廣大日本良民稀裡糊涂地被冠以“中日之戰不可避免”的認知。
蔣百裡先生一百年前對國人警惕日本的告誡，今天看來仍是有效的。明治七八年兵不滿萬而言征韓，吞並朝鮮后兵不滿五萬而言侵華，甲午之后兵不滿十萬而言驅俄，而今日本海上自衛隊兵不滿六萬更言“制海一千裡”。正如百裡先生所說，“以明治七八年之情況而言征韓，以二十七年之情況而言拒俄，不幾其夢囈乎，而夢囈則居然成事實矣”。
日本戰爭反省被美國打斷，動搖日本與鄰國共享和平果實的基礎
今天日本右翼仍在做“大東亞共榮圈”的“復興夢”，其實質就是以日本為工業本部、台灣為農業基地、朝鮮為雇佣兵基地、中國大陸為資源基地。放在十年前，這一企圖不會引起亞洲各國的警惕，但今天形勢不一樣了，美國把日本放虎歸山，未來亞洲的和平寧靜恐難持續。
歷史上日本有和平發展，但日本的和平發展從來不是主動的。自古以來日本與鄰國和平共處都是被大國強制執行的。甚至說日本是不是和平發展，它自己從來就沒想過。因為它的世界觀不是自主創新，而是追隨世界上的最強者。鴉片戰爭前它認為中國最強大，而中國搞和平發展，它就跟著搞和平發展﹔鴉片戰爭后英國最強大，它跟著英國搞殖民戰爭﹔一戰后德國最強大就跟著德國發動世界大戰﹔二戰以后美國最強大，跟著美國搞日美同盟下的軍事霸權。
日本和平精神至今不健全，基本上是戰敗一次推進一步。日本是戰爭早熟於和平的典型國家，說到底，它的和平觀是在戰敗中成長起來的，因而緩慢。當日本從愚昧的倭國睜眼看世界時，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兵朝鮮，聖德太子飽嘗白村江一戰丟盔卸甲之痛，才有全面學習唐朝的大化改新運動，與盛唐形影不離，直到豐臣秀吉夜郎自大夢想遷都中國再戰為止，日本與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共享900年和平。明朝與日本在朝鮮再戰后，日本雖有局部戰績但總體失敗，又與東亞各國共享300年和平，直到鴉片戰爭后崛起於中國之前。二次大戰日本軍力強大到頂點，軍國主義膨脹到極點，終於率先在太平洋戰場慘敗下來，落得個至今主權都不完整的“非正常國家”。
日本戰爭反省從被美國打斷到幾近夭折，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復辟埋下禍根。說句公道話，日本戰后不是沒有反省之意，甚至可以說還是認真反省了一陣子，卻在朝鮮戰爭中被美國以一己之利打斷，讓戰犯們榮歸政府，重新攫取國家權力，重新用武士道給剛剛有反省意識的日本人民洗腦。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為遏制中國，有意蠱惑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這就更使日本的戰爭反省幾近夭折。所以，今天釣魚島爭端並非中日任何一方的本願，甚至不能說民主黨野田政權是肇事者，實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挑唆所致。但美國也是在走鋼絲，玩不好既賠夫人又折兵。美國也不是最終得利者，最終得利的是日本右翼，他們靠美國挑起中日爭端實現軍國主義的借尸還魂。中日矛盾陡然爆發，先是民主黨執政時的外相前原誠思，這個制造釣魚島扣人事件始作俑者，跑到美國主子那裡討方子﹔美國自鳴得意，縱容日本民主黨激進派破壞了東亞經濟一體化，分化了中日韓三國﹔但美國聰明反被聰明誤，沒想到被老謀深算的東京都知事（相當於北京市市長）石原慎太郎算計，石原本是反美斗士，但看到釣魚島危機預示右翼翻牌的機會來了，在右翼大本營的驅使下，主動跑到華盛頓那裡拖美國下水，制造“購島”事件，一下把中日矛盾人為地推上浪尖。不僅野田加彥丟了民主黨政權，而且奧巴馬也把持不住，日本政治生態迅速右翼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