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世界民主化史告訴我們，民粹化民主不僅能輕易地打敗自由，甚至能毀滅民主自身並引發戰爭，世界前景因此變得變幻莫測甚至更加危險
自由與民主是一對典型的政治哲學范疇，如果隻在思辨層面討論二者之間的關系，不但不會有更多的智性增益，相反還可能會混淆視聽，把簡單明了的關系復雜化，從而產生觀念上的誤導。政治哲學概念的產生與演繹一開始就離不開比較政治發展和世界文明史，隻有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它們真正的蘊涵和邊界才能得到更好的厘清。秉著這一常識，本文把自由與民主置於人類曾經經歷的和正在發生的故事中，以便看看自由主義者是否真的偏愛民主，民主主義者是否真的擁戴自由。文中歷史場景的還原或許會傳遞出一個並不新鮮但多少有些令人尷尬的判斷：坐擁萬貫家產的自由派之愛民主或者民粹民主派之愛自由，最終都不過是葉公好龍。
第三波民主化：平等取向的民主化PK不平等的自由化
對於很多國家和觀察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不但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民主，反而是“民主的回潮”甚至是“政治衰敗”﹔民主不但得不到鞏固，即使鞏固了的民主也難以實行有效的治理，因而是英格爾哈特所說的“無效的民主”。原因何在？這無疑是西方人的政治焦慮。民主化涉及諸多因素，諸如國際-政治-社會-經濟等硬力量和利益-觀念等軟力量及其所構成的變量組合，本身是一場制度突變或制度演化的過程，隻有在制度突變或制度演化的過程意義上理解民主化，我們才更有可能接近故事的真相。
對於很多轉型國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屬於制度突變，盡管突變背后有長期的制度演化發生。被忽視的事實是，民主化是政治運動，是一種政治突變﹔而第三波民主化中轉型國家的政治突變與經濟突變，即1980年代開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產生的轟轟烈烈的市場化、私有化等自由化運動同時發生。當政治突變與經濟突變撞擊在一起時，結果會是什麼呢？
這需要回到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本義。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個大眾追求平等化的過程，其中一個具體的平等形式就是一人一票。歐洲的民主化也是如此，其標志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權。與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的是，歐洲的大眾平等化運動是經濟自由化的產物，即時間順序上的先自由化后民主化。這樣，以平等為訴求的民主之錨泊定於自由化之中。常識是，經濟自由化需要憲政、分權、自治等根本性制度框架的前提性存在﹔或者這些制度框架是經濟自由化過程的結果。這樣，雖然民主化與自由化也有重大沖突，比如西方普選最終到來，但是獲得平等選舉權的大眾並不能突破或者不遵守作為自由化前提的或者由自由化結果的制度框架。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平等與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二重人格。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帶頭學者日瓦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一個重大發現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原來指望通過普選而佔據議會，通過階級立法而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因為階級立法必然會有損企業界、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會用腳投票，由此導致的經濟下滑會使社會主義者在下一次大選中落敗，最終無法實現理想中的階級立法和社會主義。一句話，圍繞自由化而固化的制度矩陣使得獲得平等權的大眾隻能“安分守己”，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事實上存在政治合法性問題而大家都不去談這個話題的根本原因——談也沒用。
在時間順序的意義上，第三波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同時發生，而且都是突發性制度突變。作為治國理政的新自由主義，核心就是“三化”：財產所有權私有化、經濟體制市場化以及國家作用最小化。這些其實是古典自由主義即放任自由主義的再版，但古典自由主義是發生在國家秩序底定、法治規則牢固的框架內﹔即便如此，放任也帶來人類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比如兩次工業革命后的悲慘英國、甚至兩次世界大戰。對於很多轉型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更是一副典型的江湖醫生的藥方。
其實，在沒有共享觀念如法治的前提下，新自由主義無疑就是叢林規則（自由化），這對於獲得了平等選舉權的大眾（民主化）意味著什麼？讓我們看看發生在俄羅斯的故事吧。且不說在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中民族分裂主義如何撕裂了蘇聯，民主化解構了蘇聯而出現了俄羅斯，那麼，突然民主化了的俄羅斯又是如何治國的？
視新自由主義為聖經的“聖彼得堡幫”蓋達爾和丘拜斯對新自由主義的“三化”國策照單全收。在經濟結構轉軌最需要國家干預的時候，政府首先取消了除燃料價格以外的所有價格管制和國家指令（1992年），同時大幅度削減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從1991年所估算的佔GDP的47.9%，掉落到1992年的佔GDP的38.7%，1993-1994年的35%，1995年的26.9%，甚至低於美國的34.5%的水平。
在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的同時，蓋達爾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改革。“私有化的總設計師”丘拜斯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羅斯的工廠白白送人沒有什麼關系，重要的是把它們轉移到私人手中。在缺少原始資本的條件下，為了加快私有化，政府決定將有償私有化與無償私有化結合起來，其中最突出的是私有化第一階段（1992-1994）實行無償的“全民私有化”即“職工私有化”。多數股權落入職工手中，因為股權可以流通，一些企業經理就以不發工資或其他手段而迫使職工向其低價出售認股權証，全民私有化因而成為企業經理斂財的手段，2/3的中型和大型企業控制權落到原來的管理人員手中，從而形成了多數貧困階層並造就了一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因此，“全面私有化”非但沒有為新政權提供新的階級基礎，反而使多數貧困階層迅速成為現政權的反對者。
自由化和私有化沒有帶來預期的穩定化和經濟增長，相反是惡性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經濟衰退。在休克療法以后的4年裡，GDP下降了42%，工業生產下降了46%。與之相較，美國在大蕭條的4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30%，而俄羅斯的衰退居然超過美國。與此對應，1992年工人平均實際收入下降到1990年的68%，到1995年下降到1990年的48%。因為生存危機，1992-1995年間人口均為負增長，死亡率大增。與其他轉型國家相比，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最好的俄羅斯，經濟表現最差，經濟持續惡化，到1998年成為前蘇聯東歐地區唯一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休克療法導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根本性地改變了俄羅斯的階級結構，也迅速改變著既定的政治生態，形成了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總統與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議會之間的持續沖突，直至1993年10月流血事件，葉利欽武力圍剿議會。
經濟持續衰退使葉利欽的政治基礎受到動搖，民意支持率不到5%，最低時隻有3%。但是因國內財政之急需，在1994年7月到1995年底，俄羅斯實行了第二階段的私有化即財團私有化。鑒於第一階段私有化的問題，國會通過了禁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寡頭們設計了規避法律的私有化即著名的“抵押拍賣”(pledge auctions)。通過內幕交易的抵押拍賣，將俄羅斯最有獲利能力的幾個巨型國有企業以遠遠低於市場的價格拍賣給幾個財團，從而形成了著名的“七財團寡頭”，它們和其他金融工業集團一道，控制著50%的俄羅斯經濟。
即使在英國的《金融時報》看來，這場交易也不是市場化行為，而是一場程序合法的公開掠奪，而寡頭們之所以能夠掠奪國家財產，是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對官僚體制和財產有完全控制能力的政府，而是一個極度衰敗的國家，這個國家既沒有能力行使征稅這樣的基本國家職能，也無法依靠其強制力保持對其財產行使政治或經濟上的控制力。
葉利欽把國家資產送給財團寡頭，寡頭們則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給了葉利欽。在1996年大選前的4個月，葉利欽的支持率隻有5%，無法和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相提並論。1995年12月的國會選舉意味著，葉利欽幾乎沒有可能贏得大選。正是寡頭們利用其控制的全國性媒體和雄厚資金，最終讓葉利欽成功連任。
葉利欽贏得了政權，但卻輸掉了國家，人民輸了。在1998年葉利欽行將結束任期的時候，與1990年相比，俄羅斯GDP下降了50%以上，居民的平均購買力和生活水平下降了40%，生產和人民生活下降的幅度在獨聯體國家中是最大的。更為重要的是，葉利欽的俄羅斯是一個隻有“民主”而無法制的社會，更談不上法治。俄羅斯重蹈了西方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一個高度依附性國家必然伴隨著治理危機，甚至是國家的失敗。到葉利欽后期，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已經沒有人不再承認俄羅斯轉軌的失敗。
俄羅斯轉型失敗，實際上是民主化輸給了自由化。深受自由化之苦的大眾最終呼喚“王者歸來”——普京。普京的出現意味著大眾用普選權打敗了自由化、或者至少遏制了自由化，用民主找回一點尊嚴，但是沒有自由的民主最終是什麼樣呢？
俄羅斯轉型中民主與自由的血與淚的故事並不例外，南美的政治怪圈事實上也是一樣：民主化催生自由化→自由化侵害大眾權益→大眾政治民粹主義化→呼喚普京式-查韋斯式“威權政體”→壓制自由化或者導致經濟衰退→人民不滿而呼喚自由化……
如何安頓躁動的自由之心脈，又如何撫慰不安的民主之靈魂，讓自由與民主成為和諧共處而不是相互傷害的一個“心靈”，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大課題大挑戰。以“競爭性選舉”為根本標志的“自由民主”理論不是好的答案，俄羅斯以及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故事本已給了否定性回答。遺憾的是，悲慘的故事並沒有結束，第三波民主化余波未了，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稱的“阿拉伯之春”又來了。
“阿拉伯之春”：水火不容的“自由”與“民主”
如果說第三波民主化中“民主”已與民族分裂主義結盟而變成了“民族民主主義”，“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則與宗教聯姻而變成了“宗教民主主義”——而伊斯蘭教義的一個核心就是平等。明白了民主身份的嬗變，西方人期許的“阿拉伯之春”變為“阿拉伯之冬”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平等理想蓋過自由，民主政體就會再度滅亡。
2011年春天起始於突尼斯的中東劇變，是自由派即城市中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沒有互聯網，突尼斯事變就不會迅速地波及也門、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這是城市中產階級作為革命主力的最鮮明例証。但是，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卻印証了佛教教義的“因正因而生變果”：伊斯蘭民主派或者說是鄉村平等派最終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同時，長期被世俗強權壓制的伊斯蘭勢力在“春天”后迅速崛起，成為各自國家的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力量——摩洛哥出現了第一個這種宗教黨以及宗教黨派推薦的首相﹔在突尼斯第一次大選中，剛剛組建半年的“復興運動”成為第一大黨﹔把卡扎菲趕下台的利比亞以極端宗教武裝派為主體力量，一上台就宣布要靠伊斯蘭法治理國家﹔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贏得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宗教黨派成為最大的贏家，這是自由派始料未及的。
埃及的故事最為典型。穆斯林兄弟會雖然長期被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打壓，但基層組織良好，基本由農村村民和窮人構成，成員遍及全國，而且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關系密切。這樣，在軍事強人突然倒台后的一系列重要選舉中，在其他政治力量還不及組織起來並進行政治動員的情況下，穆斯林兄弟會及其盟友完勝自由派政黨。
2011年11月28日開始的議會選舉，被認為是埃及歷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選舉，拉開了埃及民主的序幕。由於埃及國內的反對派力量中，幾乎隻有穆斯林兄弟會有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雄厚的資金和從事政治活動的長期經驗，這次選舉仿佛就是專門為它量身定制。選舉結果是：革命主力軍即城市自由派年輕人隻贏得了有限的幾個席位﹔佔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議會中得到的席位不足2%﹔佔埃及人口總數約10%的科普特基督徒隻拿到了少於2%的席位﹔而連同穆兄會和薩拉菲派的“光明黨”在內，伊斯蘭主義政黨贏得了壓倒多數的70%席位。讓人錯愕的是，選舉所拉開的民主序幕卻成了后穆巴拉克時代流血政治的新篇章。
按照軍政府的政治路線圖，2012年6月舉行總統選舉。曾號稱不參加總統選舉的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日前7天決定派候選人參選，結果並不困難地拿下總統寶座——穆爾西以51.7%對48.3%的微弱得票率優勢擊敗軍方支持的候選人、穆巴拉克時代的最后一任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成為埃及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拿下所有重要選舉並完全掌控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穆斯林兄弟會開始有恃無恐，其作為甚至比軍事強人穆巴拉克更蠻橫：很快更換國防部長﹔出台“擴權令”，規定在過渡時期政府不受司法審查，這事實上賦予了總統及其所作決定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限權力﹔通過公投強行通過了強化伊斯蘭主義的新憲法草案﹔不經議會批准而將總檢察長免職，而這卻是穆巴拉克都不敢干的事，無疑是將行政權、立法權（絕對多數控制議會）和司法權集於一身。在經濟社會政策上，穆爾西政府政府甚至試圖規定將“扎卡特”（zakat）——即伊斯蘭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規定為強制性的而非自願的，招致城市自由派的恐懼。在文化領域，國家電視台開始改變風格，播出的政治節目與愛國歌曲越來越多，電視劇和情愛視頻越來越少，一些規定禁止褻瀆神明和進行侮辱，並允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媒體實施審查，思想鉗制毫不遜色穆巴拉克時期。
所有這些，讓世界震驚，讓世俗派和基督徒感到恐懼與憤怒，於是他們重返廣場，再舉義旗。一貫以“護國者”自居的埃及軍隊再次出手，就像兩年前拿下穆巴拉克一樣輕易地拿下穆爾西，隻不過這次更血腥：死亡900多人，傷近萬人。
對於埃及的“二次革命”，美國國務卿克裡說是“恢復民主”，不願意承認這是一場軍事政變﹔而對於被西方徹底洗腦的一些觀察者而言，選舉就是民主，用軍事政變的方式拿下民選總統就是專制。后者的判斷完全停留在書本上而不是實踐中。其實，當熊彼特、薩托利、達爾等論証選舉等於民主的時候，是冷戰的需要，自己陣營有競爭性選舉而對手沒有，因此對手是專制。冷戰以后，很多國家發現選舉是一項技術活，並沒有那麼難，自己也可以玩，因此開始搞競爭性選舉。但結果卻是，選舉出一個又一個強權總統：普京，內賈德，查韋斯……以及新名單上的穆爾西。選舉出來的總統們甚至比非選舉下的強權人物更有權勢，如普京和穆爾西等可以隨意任免地方行政首長，可以隨意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強迫人們宗教化。
觀察家們或許會說，即便穆爾西再專制，也是選舉出來的，也要通過選舉的方式實行政黨輪換。這完全是把中東伊斯蘭主義世界當成了世俗化了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在伊斯蘭主義盛行的中東國家，選舉必然是教派之爭，贏家永遠是某一特定的多數派教派。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來自前述的“鄉村平等派”，埃及約有40%的選民不識字，在清真寺和宗教電視頻道的影響下，埃及窮人會繼續投票支持伊斯蘭主義政黨——如果給予他們投票權的話。政教合一國家的選舉如此，在那些因貧富懸殊巨大而導致社會結構分裂的國家，選舉的結果也是如此，隻要有選舉，贏家永遠是“鄉村平等派”們，如泰國。
至此基本上以祛價值化的方式描繪了自由與民主在中東地區的走勢。自由基本上未變，即基於財產權的自由派﹔民主在中東不再是西方語境下的民主，已經與神權政治結合起來，事實上變成了教派民主主義。結果，在人數上居少數的自由派要麼與西方民主理論所不能接受的軍政府聯姻而捍衛自己的基本權益，要麼被伊斯蘭民主派或鄉村平等派壓制得喘不過來氣。
民主的變種與世界大勢
如果說第三波民主化中夾雜著的民族分裂主義使得自由與民主的關系呈現史無前例的復雜狀態，而在“阿拉伯之春”中宗教勢力的活躍應該是讓自由與民主關系的復雜性空前絕后了。在早發達國家的自由與民主的博弈中，博弈主體是階級，即富人與窮人，這其實是一種相對簡單的利益糾葛。即便如此，其所帶來的國內沖突和治理危機也是此起彼伏，在應對一場又一場的危機中才有今天的模樣。這是在國內政治意義上所言。在國際關系意義上，一條主線就是自由與民主的關系史：自由是西方國家通過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而建國並壓迫、剝奪其他國家的歷史，而各民族的反應性自衛即自決史、解放史、獨立史，完全可以看作是世界民主史的一部分。隻不過西方人不會這樣寫世界民主化歷史，世界近代史書寫者或因智慧上的局限、或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只是按自由主義的套路建構民主史，被殖民化的中國社會科學也隻能沿著自由主義的路線圖而牙牙學語。無論如何，對於早期發達的西方國家而言，自由與民主的關系，絕非今天自由主義理論家所說的“自由民主”的一致性，正因為二者不是一回事，近代世界才有如此多的沖擊與回應、血與火的交替。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民族分裂勢力不是財產上的范疇，而是建國問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民主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即民主運動催生民族主義、民族運動抬高民主運動，如法國大革命與德國知識分子建國主張的關系，二戰后的民族解放運動事實上也可以視為蘇聯所推動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在民主化大勢下，民族分裂主義借助民主化運動，表現為“民族民主主義”，變成一種撕裂國家的力量，因而自由與民主的關系演變為自由與“民族民主主義”之間的較量，后者足以完勝前者。事實上，蘇聯民主化、公開化、透明化中撕裂國家的首先是民族民主主義。
到了“阿拉伯之春”之際，自由與民主的張力表現為城市中產階級自由派與以部落或鄉村為陣地的宗教勢力的關系，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其實可以視為“鄉村平等派”，但是這個平等派卻是伊斯蘭主義甚至是原教旨主義色彩的平等派，因而自由與民主的關系演變為自由與“伊斯蘭民主主義”的關系。在這種情勢下，在競爭性選舉中，伊斯蘭民主主義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打敗城市自由派。
這樣，從西方國家的民主化到第三波民主化，再到今日之“阿拉伯之春”，“自由”幾乎是不變的，變化著的是“民主”，民主不再僅與簡單物質意義上的富人和窮人階層相關，民主已經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政治的旗幟。至此，可以看到，由自由與民主而演繹出的世界史，到了后冷戰時代已經夾雜甚至讓位於古老的政治元素即作為部族政治特征的民族分裂主義和中世紀神權政治特征的教派政治。
歷史就是這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就是這麼矛盾但又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因為歷史是具有連續性而又充滿張力的矛盾體。“必然的普遍性”總是持特定歷史觀的人所建構出來的，歷史本身既是客觀存在又是主觀想象，因此歷史事實又可以看作是一部觀念世界。有了這樣的歷史觀，或許我們就更釋懷些，為什麼從神權政治下走出來的世俗化世界，即自由與民主，又復活了前世俗化世界的政治態勢，或者說前世俗化政治為什麼再次裹挾了世俗化政治？事實上，不僅目前正在轉型國家的政治把這種充滿矛盾的觀念世界演繹得淋漓盡致，那些已經民主鞏固的國家，如印度和菲律賓，同樣在用現代政治形式即民主來固化甚至強化著古老的政治社會結構。民主在菲律賓強化的是封建世襲制，民主在印度固化的是種姓政治。看來，即使存在所謂的意味著先進的“必然的普遍性”，“普遍性”下面依舊是頑強而古老的“特殊性”。這種歷史觀不論對錯，至少會使人對待現實和未來更審慎些，而不是盲目甚至不失魯莽的樂觀。
想起歷史和未來，不但樂觀不起來，甚至不得不有些悲觀。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的戰爭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災難亦是更多，原因何在？國際社會的不安全固然與基於自由財產權的美國式霸權主義相關，全球重新陷入無政府狀態和全球失序也是不容回避的原因﹔而無政府的國際社會則是前述的民族主義的復活、宗教沖突以及國家之間的歷史積怨。亨廷頓《文明的沖突》歸根到底是在講民族之間的恩怨和沖突。戰略家們是有共識的，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北非、西非、中東、波斯灣一直到南亞、西亞甚至是中亞，全球潛在沖突區域的范圍不斷擴大﹔尤其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建立在民族意識或者極端宗教主義基礎上的民粹主義推動的區域戰爭，更有可能在大范圍內爆發。這就是自由與變種后的“民主”所預示的世界前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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