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治國理念與治國政策

摘要：在改革之初，鄧小平有一個清晰的治國理念，那就是以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核心，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為了實現這一核心治國理念，鄧小平採取了“雙軌制”的推進策略：一方面通過在經濟領域實行大膽改革，直接推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不斷在政治、科技、教育、國防、外交等領域實行變革，為推動經濟平穩順利發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對策就形成了鄧小平的治國政策。鄧小平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政策，不僅存在於鄧小平時代，還延續至今，並且正在繼續影響現代化建設。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應解決“文革”后我國發展實際產生的這一治國理念及其政策，已經不完全適應轉型期的發展實際，因此根據社會要求積極完善和發展之，使之更好地服務於現代化事業就成為了當下課題。

關鍵詞：治國理念﹔雙軌制﹔治國政策﹔現代化建設

客觀地說，在改革之初，中國的領導者包括鄧小平在內，對治理中國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而是採取了實事求是的做法，一邊實踐和摸索，一邊及時總結經驗，並採取先在一地進行試驗、成功之后再推廣的策略，逐漸鋪就了改革開放的宏偉藍圖。雖然沒有一個治理中國的清晰藍圖，但是鄧小平卻有一個清晰的治國理念。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是在深刻反思和全面糾正“文革”的基礎上，以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核心，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鄧小平為了實現這一核心治國理念，採取了“雙軌制”的推進策略：一方面通過在經濟領域實行大膽改革，直接推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不斷在政治、科技、教育、國防、外交等領域實行變革，為推動經濟平穩順利發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對策就形成了鄧小平的治國政策。可見，鄧小平的治國理念與治國政策是有機統一的，治國理念是治國政策的前提和先導，治國政策是治國理念的體現和實踐，兩者統一於鄧小平的改革實踐。

一、鄧小平的治國理念

所謂治國理念，是指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在對本國政治目標、本質、規律等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關於國家治理的基本思想及其觀念。[1]一個國家治國理念的確立，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重要的影響，是國家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文化繁榮和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作為政治領導人的鄧小平，其治理國家有一個核心的治國理念，那就是以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核心，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一）鄧小平治國理念的形成

鄧小平治國理念的形成，主要有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源於鄧小平的人生哲學，另一方面來自於鄧小平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鄧小平的人生哲學是形成鄧小平治國理念的思想基礎，鄧小平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是形成鄧小平治國理念的現實基石。

鄧小平人生哲學的確立是從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的。1922年，鄧小平在法國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產主義理想開始逐漸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開始逐漸形成。鄧小平從一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便選擇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而且積其七十年的歷程和歲月，都始終把共產主義理想、為黨奉獻的精神和無私奉獻國家、實現強國富民的情懷有機地結合起來，歷盡艱難而始終不渝。[2]可見，鄧小平的人生哲學，是鄧小平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之后才最終確立的。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人生哲學形成后，使他內心樹立起強烈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理想，更堅定地把無私奉獻國家、實現強國富民作為自己畢生的崇高目標，這為鄧小平治國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自從1950年擔任西南區政治委員以來，一直到1989年退休，除了中間經歷政治生涯的挫折時期外，都成為了實際地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層領導人之一，這段跌宕起伏的高層領導經歷為他積累了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也最終為其治國理念的形成奠定了現實基礎。這段高層領導經歷中，有三個時期對鄧小平積累治國理政經驗至關重要：第一，1950—1952年主持西南局工作時期﹔第二，1956—1966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負責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第三，1975年，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開始全面整頓。第一段時期，在西南地區的大膽開拓的領導經歷，使鄧小平具有了領導大區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在經濟治理和建設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為鄧小平日后治理國家提供了有益參考﹔第二段時期，任總書記的這10年，鄧小平開始從國家全局角度思考問題，親身體驗了國家建設的實際情況，參與了國家建設的決策，具備了治理國家的基本經驗﹔第三段時期，開始全面整頓，雖然1975年的整頓后來夭折了，但它體現了鄧小平治理國家已經形成大致思路——在發展經濟為先的同時對各個領域進行改革，這為他1977年復出后治國理念的形成直接奠定了基礎。

除了來源於鄧小平的人生哲學和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外，鄧小平的治國理念還與兩方面緊密相連：一是1969—1973年鄧小平被下放江西這段時期對“文革”的全面反思和中國未來走向的深刻思考，實際上正是這段反思歲月使鄧小平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貧困和農民的貧窮，促成了鄧小平1975年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全面整頓﹔二是鄧小平出訪外國特別是日本、新加坡和美國的經歷，這使他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落后面貌，更堅定了他大力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的決心。

（二）鄧小平的治國理念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個有機統一的體系。發展經濟，就內在規定著要同步地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鄧小平治國理念的本來之義﹔兩者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發展經濟是手段和前提，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的和歸宿，經濟發展的最終落腳點是為了改善和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這一關系集中體現在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早在1979年他就明確提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體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得到滿足。”[8]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1979年11月他提出：“社會主義特征是搞集體富裕。”[9]1985年3月他又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10]1986年3月他再次強調：“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11]1990年12月他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2]1992年南巡時，鄧小平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3]可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集中概括，既體現了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又體現了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並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區別於其他社會制度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主義所應當始終追求的奮斗目標。

要實現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治國理念，就必須在實踐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鄧小平始終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全黨全民都應當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中心任務。[5]“文革”的慘痛經歷和國家百廢待興的經濟現狀，更堅定了鄧小平發展優先的這一理念。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會議上，明確地強調：“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后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6]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他為1980年代確定的主要任務，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未來中國10年的“國情咨文”。在這一講話中，鄧小平提出了1980年代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三件大事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就是要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指出：“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重要的條件。”[7]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講話，使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日益深入人心，並開始逐漸成為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大會第一次系統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條基本路線被形象地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從1978年黨和國家工作中心實現成功轉移，到正式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地位不僅被確立起來，而且被規定為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始終堅持的。即使是在國際風雲變幻的90年代初期，鄧小平依然堅定地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8]堅持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首先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隻有不斷推動經濟快速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斷筑牢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廈，才能有效抵制“和平演變”。

二、鄧小平的治國政策

治國理念隻有被制定為有效的治國政策，才能在實踐中產生巨大的效應。鄧小平治理國家不僅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治國理念，還需要有一系列與之相輔的治國政策。鄧小平為了實現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治國理念，採取了“雙軌制”的推進策略：一方面通過在經濟領域實行大膽改革，直接推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則不斷在政治、科技、教育、國防、外交等領域實行變革，為推動經濟平穩順利發展提供助力和可靠保障。上述改革對策就構成了鄧小平的治國政策。可見，鄧小平的治國政策是根據治國理念而展開的，換句話說，這些治國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適應和服務於治國理念的，當然這些治國政策在各領域付諸實施后也帶來了自身的變革與發展，實踐証明，這些治國政策是成功的，一方面為推進經濟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同時有力地推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

（一）引導和推動了農村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培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倡導建立經濟特區和推進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鄧小平從實際出發，勇於突破、大膽改革，親自領導並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引導和推動了農村改革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培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倡導建立經濟特區和推進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這些政策的逐步推行和成功實施，有力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激發了人民群眾參與生產和建設的積極性，快速地發展了經濟，迅速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國的經濟煥發出無限青春活力。

首先在農村改革方面。鄧小平引導和推動下的農村改革主要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步是改變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針對當時安徽、四川兩省某些地區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驗遭到很多人的非議和阻撓這一情況，鄧小平站出來支持了這一創造。隨后1982年黨的十二大對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充分肯定，強調必須長期堅持下去並逐步加以完善。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5年下發了關於農業問題的1號文件，提出要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1985年人民公社的取消，為進一步支持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提出改變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和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行，極大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據統計，1986年的農業總產值已由1980年的2223億元增加到3947億元，平均每年遞增速度達到了10%﹔[9]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已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10]

其次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經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時期（1978年到1983年）的准備，從1984年到1992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其標志是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審議並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個《決定》是根據鄧小平關於改革的一系列思想觀點，經過會前充分的醞釀討論，九易其稿而成的，它規劃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藍圖，成為指導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提出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實行政企分開，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以及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等內容。[11]《決定》的通過，標志著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中國經濟從此開始進入持續高度發展的新階段。

再次在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針對當時黨內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關系問題的困擾，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時說：“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2]在鄧小平的引導下，我們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的認識不斷發展。從黨的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再到黨的十三大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特別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鮮明地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3]鄧小平為“市場經濟”正了名，不僅使人們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更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最后在倡導建立經濟特區和推進對外開放格局形成方面。鄧小平積極倡導建立經濟特區，並積極促成了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心和批示下，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並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1984年2月24日上午同中央領導班子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指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14]1984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開放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決定。為了進一步擴大開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從1985年開始，先后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廈漳泉三角地區、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在1992年，中共中央決定開放6個沿江開放城市和14個沿邊開放城市。至此，我國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的對外開放格局。

（二）按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審慎而又果斷，在深刻反思和總結“文革”的基礎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總體設想，並規劃和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有力地推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前行。鄧小平提出，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按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要求，從而有力保障現代化建設的健康發展。

一方面，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與經濟建設的客觀要求相適應。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場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15]在這裡明確提出了要改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管理方式，實際上就是在強調要進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並且指出政治制度的改變要適應於經濟建設。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漸深入，鄧小平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986年9月3日，他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6]

另一方面，鄧小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總體設想，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內容、原則、方法和步驟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他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要達到的“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17]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鄧小平主張“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第二個內容是權力下放﹔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18]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鄧小平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同時，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20]並且要遵循穩妥的方法和步驟，“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方針必須堅持，但是，方法要周密，步驟要穩妥”。[21]在鄧小平的積極建議下，1986年，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經過充分調研和廣泛論証，形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初步方案）》，其主要內容寫入了黨的十三大報告。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將政治體制改革列入議程，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並就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目標、內容等作了詳細論述。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政府機構改革等7大方面。很顯然，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的總體設計方案，完全體現了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

（三）現代化建設必須緊緊依靠科技和教育，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而其基礎在於教育

鄧小平放眼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科技與教育落后的現實，提出現代化建設必須緊緊依靠科技和教育，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而基礎在於教育。為實現科教興國戰略，鄧小平勇於突破“左”的觀念和做法，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論斷，領導制定了推進科技與教育發展的新舉措，使我國的科教領域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從而有力地推進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

鄧小平認為，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沒有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22]鄧小平以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吹響了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號角。1988年9月5日，他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說：“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証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23]鄧小平的這一新論斷，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也是對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概括。此時，科技體制改革也在同步進行，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公布實施。《決定》提出了科技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提高科技機構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能力、加強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和尊重科技人才是其中的重點。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心和支持下，國務院先后批准和實施了“星火計劃”、“863”計劃和“火炬計劃”，這一系列舉措極大得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並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在鄧小平的科教興國戰略中，教育與科技是並重的。鄧小平認為，要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就必須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而要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就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因此，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基礎在於教育。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24]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高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都要靠教育。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動下，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把教育列為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三大戰略重點之一。[25]1985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更明確地規定：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按照黨的十二大的決策，把教育擺到戰略重點的地位，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像抓經濟工作那樣抓教育工作。[26]並且，鄧小平在實踐中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從理論與實踐上糾正了偏差，使我國教育事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第一，以“恢復高考”為突破口，改變了“文革”期間不合理的大學生招生制度，恢復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制度，掀起了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第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方向。第三，打碎了套在知識分子頭上的枷鎖，並千方百計創造條件解除知識分子的后顧之憂，創造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氛圍。

（四）在國防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鄧小平立足於國際形勢趨於緩和的形勢，提出在國防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為此，鄧小平對軍隊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優化體制編制、完善武器裝備、提高教育與訓練以及實現軍工企業“軍民結合”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積極成果。等到退出政治舞台時，鄧小平給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武器裝備更好、教育水平更高、對現代戰爭理解更深刻的軍隊，以及更強大的“軍民結合”的軍工企業，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繼續致力於軍事現代化。[27]

實現軍隊現代化是鄧小平堅定不移追求的目標。1977年8月23日，鄧小平在出席中央軍委座談會上指出：“要看到我們各級干部指揮現代化戰爭的能力都很不夠，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要承認我們軍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28]正是在直視我軍現代化水平較低且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這一現實下，1980年9月19日，鄧小平在檢閱我軍在華北地區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時鄭重提出了“必須要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總目標。

鄧小平認為，實現軍隊現代化，一方面必須要在國防建設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前提之下進行，另一方面必須對軍隊進行大膽改革。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國際局勢趨於緩和，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國防建設要服從於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方針。他說：“現在需要的是全國黨政軍民一心一意地服從國家建設這個大局，照顧這個大局。這個問題，我們軍隊有自己的責任，不能妨礙這個大局，要緊密地配合這個大局，而且要在這個大局下面行動。”[29]同時，鄧小平對軍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俗成果。第一在優化體制編制方面，在鄧小平親自領導和組織下，成功實現了軍隊大規模裁員，到1987年我軍員額由600多萬人壓縮到300萬，新組建了陸軍航空兵、電子對抗兵等部隊，加強了特種兵建設，成立了國防科工委。第二在完善武器方面，從1985年到1989年，一大批常規武器通過設計和生產定型，137個項目獲得國家級科技進步獎，有不少成果還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在戰略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1980年成功發射洲際導彈，1982年核潛艇水下發射戰略導彈成功。[30]第三在提高教育與訓練方面，按照教育“三個面向”的方針，開始形成了由初級、中級、高級指揮院校構成的指揮軍官三級培訓體制，建立了專業技術軍官培訓體制。第四在實現軍工企業“軍民結合”方面，鄧小平鼓勵軍工企業實現“軍民結合”，要求把軍隊部分設備和技術轉向民用經濟，生產更多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用產品，這一舉措，一方面改善和提高了軍工企業和軍人的經濟地位，另一方面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五）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務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實行全方位外交，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務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鄧小平在仔細觀察國際局勢的基礎上，果斷調整我國外交方針，實行全方位外交，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國外交領域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為我國創造了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保障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20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趨於緩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始認為爭取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可能的。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和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我國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務就變為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並為此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明確講到：中國最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后的任務。我們擺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這就是達到小康的水平。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現在，我們國內的情況不錯，一心一意搞經濟、搞建設。我們的對外政策是符合我們這個宏偉目標的，盡管這個宏偉目標人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們自己仍然稱之為宏偉目標。[31]在這一指導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外交工作的方針開始調整，從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轉變為全方位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這一重要論斷。這一新論斷加速了我國外交工作方針的調整。1986年3月，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這份報告第一次把我國的對外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闡述了這一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這份報告表明，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外交方針的調整，外交工作已顯示出向全方位發展的新特點。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政策，為實現香港和澳門回歸奠定了基礎。經過這次調整，中國外交開始向全方位發展，一個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已經初步形成。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和蘇東劇變，鄧小平高瞻遠矚，堅持認為外交工作要服從於現代化建設這一根本目標，並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二十四字方針。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向第三代領導集體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時說：“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32]1990年以后，鄧小平又提出了“不當頭”、“少露鋒芒”和“有所作為”的思想，后來我們用“韜光養晦”代替了“少露鋒芒”，這樣就形成了鄧小平對外戰略策略的二十四字方針。這一方針，避免了與外國發生正面沖撞，為我們創造了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從而為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建設、增強綜合國力贏得了寶貴機遇。

三、余論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中國：百廢待興的經濟﹔“左”傾思想仍在許多干部和群眾中存在﹔一個把新思維完全拒之門外的國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痕﹔民眾對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敵視﹔軍隊干部對裁軍和減少軍費的強烈抵制﹔城鄉社會僵化的結構等等。無論中外，很難有人體會鄧小平踏上改革旅程時面對的是多麼嚴重的問題。[33]所以，銘記“文革”之痛的鄧小平，面對嚴峻的國內現實，深感社會秩序是多麼脆弱，隻能或者必須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不斷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其他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這是明智的，畢竟鄧小平承擔的主要責任是把中國引向改革開放之路，其他的任務應該交給下一代人。盡管人們對於鄧小平改革的評價不盡相同，但面臨“文革”后我國的嚴峻現實以及鄧小平掌權時已74歲高齡的客觀因素，歷史給他的時間是如此短暫，所以鄧小平的治國理念以及據此展開的治國政策無疑是成功的，因為它快速發展了經濟、迅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並成功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轉型，社會生活更加開放和自由，使中國從一個落后、封閉的國家走向了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經濟強國。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政策，不僅存在於鄧小平時代，也存在於當今社會，並且正在深深影響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了仍然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領域的發展與改革仍然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但是隨著我國進入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結構調整的特定歷史時期，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開始形成，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和糾紛日益增多，公民維權事件層出不窮，貧富差距開始不斷擴大，社會呼喚公平聲勢日強，消極腐敗現象出現蔓延態勢並正在迅速銷蝕公眾的忍耐度，食品安全、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我國進入一個矛盾凸顯、利益糾葛的發展時期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些問題和矛盾的出現，一方面與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等體制沒有跟上社會的發展實際緊密相連。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應解決“文革”后我國發展實際產生的鄧小平的治國理念及其治國政策，已經不完全適應當今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發展實際，所以我們應該在堅持鄧小平治國理念和治國政策的正確大方向的前提下，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人民群眾的現實願望與要求，解放思想、勇於開拓、與時俱進，積極完善和發展這一治國理念及其治國政策，不斷扎實推進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和其他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各種實際需求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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