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澤
[按]2013年9月2日出版的《三聯生活周刊》（第35期）推出了《重溫艱難改革時刻：朱镕基在上海》專號，發表了該刊主筆專訪著名改革研究學者常修澤教授的文章《那個改革的十字路口》。文中，常教授從大歷史觀的高度，深刻分析了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對今天制定中長期全面改革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現轉載於此，以饗讀者。
三聯生活周刊：1987年12月到1991年4月，朱镕基主政上海的這段日子，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也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上，我們該如何評價那段時期的重要性？
常修澤：這段時期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尤其是經濟改革，可以說是一段高潮期，很多重要領域的改革都處在醞釀中。我更願意把這段時期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1987年的“十三大”到1989年那場風波﹔第二部分是那場風波之后，可以一直延伸到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尤其第一段時期，為后來鄧小平“南巡”后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高潮，做了很多理論和實踐的准備。
在經濟改革領域，我們可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這三個層面去分析。
首先看微觀領域，也就是企業改革，主要指國有企業。經過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的經營機制改革，在放權讓利和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開始向產權改革的階段躍升。1987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關於建立企業產權市場與經營權市場的構想》，發表在次年4月份的《經濟參考報》上，明確提出企業也可以建立產權買賣，這就從一般的經營制度變革上升到產權制度變革，是個質的飛躍。1988年10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上，我又在此基礎上發表了《產權市場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第一個對這篇文章做出反應的城市，當年12月的《學術月刊》全文刊載。后來，上海也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產權交易所的地方。
三聯生活周刊：從經營機制改革到產權改革，對國有企業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何在？
常修澤：在此之前，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主要停留在經營層面，無論放權讓利還是承包經營，都是計劃經濟框架下的措施，在政府權力主導之下進行，叫作“鬆綁”，意味著企業仍然是政府的附屬品。但是，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企業是一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產權經營體。是在計劃體制內修修補補，還是真正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明確企業是一個有自主產權關系的主體，也可以進行產權的買賣，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可以說，后來朱镕基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工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首要解決的就是產權問題。這些思想在當時還處在醞釀、交鋒中，但放到后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歷史中看，是一次歷史性的跨越。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與企業改革並行的主戰場是價格改革，這兩者是什麼關系？
常修澤：這就是我想講的中觀層面，即以價格改革為代表的市場改革。當時價格體制僵化，不能反映商品的價值和市場供求關系。1984年召開的“莫干山會議”，突破點就是講價格改革。當時的主張大概有三大派，一派主張慢慢調整，一派主張盡快放開，還有一派主張二元，也就是讓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同時並存，搞價格雙軌制。將這一理論構想推向實踐，在1987年左右迎來了陣痛期，通貨膨脹嚴重，所以，鄧小平提出1988年“價格改革要闖關”。
當時，因為整個國民經濟處於短缺狀態，商品供給不足，形成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也為政府的權力尋租創造了便利條件。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高干子弟參與倒賣，左手低價拿到批條，右手就可以高價賣出，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社會問題。
價格“雙軌制”，對企業改革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陷入兩難境地，一部分放開管制的原材料要漲價，還有一部分沒有放開的產品價格則不能漲價，由此導致企業生產困難，利潤率下降，整個經濟陷入蕭條。這也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時遇到的問題，他不得不在漲價與穩價之間左右為難，漲價就可能造成社會動蕩，穩價又讓企業無利可圖。也是在這種形式逼迫下，朱镕基選擇了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希望通過引進外資，打開國際市場，來殺出一條血路。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有關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論，是否限制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施政空間？當時，他在上海進行了哪些探索？
常修澤：我覺得這兩者沒什麼必然聯系。爭論主要存在於理論界和中央高層，當時朱镕基主政一方，所做的都是探索性的具體工作，反而會遠離爭論，可以放開手腳大干一番。
除了我前面講的微觀和中觀層面，宏觀層面的體制改革當時也處於激烈關鍵時期。上海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走在前列。宏觀經濟管理主要包括財稅、金融和計劃三大方面。首先，在財稅上，當時上海實行財政包干，可以說是對傳統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突破，也為后來建立分稅制財政體系建立了鋪墊，屬於一個重要的探索和過渡階段。其次，在金融上，1990年8月我曾經去上海考察，當時就有非正規的資本市場，還只是櫃台交易。后來，在朱镕基的積極爭取下，上海建立了証券交易所，中國的股票市場由此起步。再者，在計劃調控上，朱镕基是計劃經濟調控部門出來的，對此非常熟悉，他一方面對下積極主張分權，另一方面對上爭取自主性，如桑塔納轎車的國產化問題，還專門打報告給國務院請求擴產，在浦東開發問題上積極向中央爭取特殊政策。這些都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時所做的有益探索。
三聯生活周刊：除了經濟改革，那段時間也是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比較活躍的時期，這個大環境對朱镕基主政上海有什麼影響？
常修澤：以1987年10月份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為標志，啟動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大幕，核心就是黨政關系問題，尤其是在黨的領導體制上、在黨政分開問題上，當時的改革氣氛很濃。甚至可以說，迄今為止，“十三大”報告中有關政治改革的內容，仍然不過時，仍然是標杆。
當時我還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一些當年一起參加“莫干山會議”的朋友被抽調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交流起來大家都很興奮。我還記得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講過一個“三寬論”，即對待思想宣傳陣線要寬厚、寬鬆、寬容。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寬鬆的政治氣氛和濃厚的改革氛圍，也為朱镕基在上海施展才干提供了一個好的大環境。
三聯生活周刊：1989年那場風波之后，中國的經濟改革遇到了什麼問題？當時朱镕基在上海的應對之策有哪些？
常修澤：“八九風波”之后，中國的經濟改革陷入了一個徘徊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了倒退。比如，1987年“十三大”就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1989年改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等於說修正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體制方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的提法又多了起來，一直到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才又重新回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上來。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重鎮，穩定大局肯定是第一位的。另外，在當時那種國際社會封鎖、國內社會彷徨的特殊時期，朱镕基積極推動浦東開發，實際上是選擇一個小塊區域作為突破口，與當年鄧小平在深圳搞特區的做法有點類似，都是從小處入手，借此破局，用開放來倒逼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