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向來就有“崇德尚義”的優良傳統。岳母刺字“精忠報國”送兒出征的愛國大義、包拯力鍘親侄包勉為民除害、匡扶社稷的凜然正義都是千古傳頌的美談。“義”分兩種，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發展赴湯蹈火、舍生取義、護持正道是為“大義”﹔同事上下、朋友之間仁愛相攜、言出必行、同甘共苦是為“小義”，無論大義還是小義，都是人間滋潤心田的溫暖洪流，也是值得我們永續傳承的正能量。
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追求物欲、急功近利等錯誤觀念的侵蝕，使得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一些人身上發生了異化，個別人將“義德”狹隘地理解為義氣，甚至把一些唯利是圖、良莠不分的“江湖氣”曲解為講義﹔少數人熱衷於搞小圈圈、拉幫結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投機鑽營者也伺機投懷送抱，以講義氣為名拉攏腐蝕領導干部為其撈取好處。正本清源，厘清中華民族“崇德尚義”的正軌，對於黨員干部直面挑戰與誘惑、秉持操守與原則，切實貫徹落實好群眾路線，是一道十分嚴肅的考題。
義者，當對民族講大義。我國是個多民族組成的集合體，56個民族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每個人都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個“細胞”。中華民族之所以綿延五千年而不衰，就是因為這個大家庭中億萬“細胞”時刻戮力同心，在國家危難、民族存亡面前，自覺以大局為重，以大義為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是向每個中華兒女吹響了踐行民族大義的沖鋒號角，大家在振興中華這一共同理想和目標面前，應該自覺以民族大業為重。現實生活中，少數人在維護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把江湖義氣凌駕於民族大義之上，對那些破壞民族團結、擾亂社會安寧，甚至陰謀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罪惡活動，不警惕、不報告、不斗爭，渾渾噩噩，麻木不仁，漠然視之，這些都是不講民族大義的表現。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華兒女，都應該時時處處、倍加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大好局面，立足本職崗位腳踏實地勤奮工作，為實現中國夢有所創造、有所作為、有所貢獻。 義者，當對社會講道義。愛因斯坦說過：“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於他在什麼程度上和什麼意義上從自我中解放出來。一個人對社會的價值首先取決於他的感情、思想、行為和義理，對人類利益有多大作用。”衡量一個人是否胸懷道德義理，不能用狹隘、片面、功利的標准，看為官多大賺錢多少，而應該看他是否注重道德義理、修身養德。因為一個人生活在社會大環境中，如果一味強調哥們義氣，不顧社會道義，突破法律道德規范，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義氣就會異化成匪氣、邪氣、霸氣，破壞社會純正的風氣。有些人把社會道義置於腦后，隻要對自己和親友有利，不管法律、不講道德，凡是“哥們兒”“自己人”“圈裡人”，什麼話都聽，什麼事都敢辦。黨內也有少數人為官用權心無法度、心無道德、心無道義，用人失准、辦事失衡、行為失信。凡此種種，都是沒有對社會堅守道義。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隻有大家對社會講道義、依法行事，社會才能公平正義、有序運轉，正氣的力量才能升騰，才能形成強氣場、正能量。
義者，當對群眾講情義。有的人對群眾有情有義，人民一輩子記住他﹔有的人對群眾薄情寡義，人們對他嗤之以鼻。無論講大義還是循小義，隻有對人民有情有義，義德才會升華，人生才會增值。春秋時期的晏嬰說過：“德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唐人元結也認為：“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概而言之，就是不能解決民眾的苦難，就不配吃俸祿糧食。宋朝的蘇轍說得更為透徹：“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就是說為官之人，解除民眾的禍患，如同醫治自己心腹疾病那樣急迫。說到底，講義氣就要急人民之所急，幫人民之所需，做到愛民親民，對人民群眾有真情實義。扎實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應該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脫離群眾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切實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自覺做到“愛民如身”。誰心裡有老百姓，老百姓心裡才會有他們的位置。那些心裡時刻裝著老百姓的干部，才是群眾滿意的好干部，也才是人民群眾信得過的實現中國夢的民族脊梁和中堅力量。
(來源: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