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確領會戰略意圖並正確分解為戰役目標，是戰役性思維的靈魂。戰爭實踐一次次証明，一支缺少戰役性思維的軍隊，戰略無從依托，更無法得到貫徹和實現，對於戰役性思維的無知和忽視會帶來極大的負面后果。
戰略一詞最早即是軍事方面的概念，后被引申至政治和經濟領域，涵義演變為泛指統領性的、全局性的、左右勝敗的謀略。中國人自古重視戰略思維，習慣於從整體出發，很早就懂得“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明辨於“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的戰略路徑選擇。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毛澤東關於戰略的論述，奠定了現代中國軍事領域戰略定義的基礎。可以講，對戰略思維的重視和運用，已滲透到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體現在我軍建設和發展的各個領域。
戰略與戰役，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局部不僅從屬於全局，而且影響全局，有時甚至會決定全局。一支缺少戰役性思維的軍隊，戰略無從依托，更無法得到貫徹和實現。比如在1941年克裡特島戰役中，英軍不相信德軍會借助空降兵就能佔據如此巨大的海島，兵力雖佔優勢卻腹背受敵，最后隻能全面退卻﹔1942年中途島戰役中，日本聯合艦隊以兩倍於美國海軍艦隊的兵力，卻因為山本五十六在兵力部署等作戰計劃上的深層次缺陷，遭遇決定性失敗。類似的戰例在戰爭史上俯拾皆是。當前，隨著軍事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武器裝備性能不斷發生質的飛躍，作戰樣式呈現出非線式、不對稱等特性，指揮軍官和參謀人員的戰役性思維能力，決定未來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的形勢判斷、目標選擇、指揮層級、力量編成和行動重心等等，不能不給予高度重視。
正如李際均在《新軍事革命與戰略思維的變革》中所言：“研究戰略必須懂得戰役，否則就會失之空泛，成為紙上談兵、坐而論道。在特定的反侵略局部戰爭中，有時戰役戰術問題也是戰略問題，戰術奏效就可能獲得戰略勝利。”目前，對於戰役性思維的定義尚無定論，但概括地講，戰役性思維是介於戰略與戰術層次之間的作戰思維，是有效整合目標、方式和手段的寬廣視野，能夠將各個獨立事件和活動加以聯系，創造出能夠直接或間接為最終目標達成而服務的戰役性途徑。擁有戰役性思維的指揮軍官和參謀人員，必須具備圍繞戰役性或者戰略性目標平衡空間、時間和兵力等各種因素的卓越能力，能夠正確評估各種關於戰役性因素信息的影響，而不僅僅是關注於運用單一平台、武器或者戰斗部隊，達到有效支撐和推進戰略全局，並最終實現戰爭目標的效果。
作戰理論、作戰條令等是一支軍隊戰役性思維的具體表現。不論是古德裡安的“閃擊戰”、馬漢的“海權論”，還是杜黑的“制空權”理論，為提高打贏戰爭能力，世界主要國家都在戰役層次加大理論研究探索並指導戰爭實踐。美軍近些年先后提出“網絡中心戰”“五環打擊”“空地一體戰”等20余種新型作戰思想和概念，並專門作出規定，新概念作戰理論頒布18個月后，進行全面評估，符合預想的便轉化為作戰條令，用於指導作戰，這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幾次局部戰爭中取得了明顯成效。反觀我軍的軍事理論和戰法研究，宏觀設計、籠統想定和概念推演層面的多，作戰理論（條令）創新人才隊伍基礎比較薄弱，從戰役層面創新作戰思想、指揮部隊演習訓練的人才還比較緊缺。那種認為指揮軍官到達一定指揮層級就會自然擁有戰役性思維的觀點是錯誤的。大多數指揮軍官和參謀人員，都必須在其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內，通過持續而系統的努力才能獲得這種思維能力。
在和平時期培育軍人的戰役性思維，即鍛造落實戰時戰略決策的打贏本領，需要在四種能力上下功夫：一是准確把握和執行戰略意圖。准確領會戰略意圖並正確分解為戰役目標，是戰役性思維的靈魂。戰役目標的堅定性和策略手段的靈活性是統一的，戰役性思維應在目標的唯一性和手段的多樣性中激發智慧，並絕不使思維陷入具體的技術操作和數字運算之中。二是精通諸軍兵種作戰思想。應具備聯合制勝思想，具有較高的信息化素養，豐富的軍兵種知識，能夠熟練掌握諸軍兵種作戰理論、指揮技能和參謀技能，具備體系對抗理念，注重最大限度發揮作戰體系綜合優勢。三是掌握多維武器裝備技術效能。能夠熟練掌握聯合作戰體制下陸、海、空、天、電等多維空間武器裝備的技戰術效能，有效支撐實現戰役層次力量編成和戰法運籌。四是獨立靈活的辯証思維。以毛澤東軍事辯証法為指導，以科學理論為工具，能夠把邏輯思維與非邏輯思維、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聯想思維與求異思維、立體思維與線性思維有機結合、綜合運用，實現戰場思維方式的多向性、跨越性，向突破性和創造性飛躍，進而達到獨立、靈活、創新、辯証的戰役性思維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