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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建設

2013年08月30日08:39   來源:光明日報

新疆賽裡木湖風光

新疆雅丹地貌—哈密魔鬼城。

     著名作家王蒙是第十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這位老政協委員曾在新疆生活過很多年,他對新疆的文化建設有什麼思考呢?

我對新疆的文化事業充滿期待

     隻要在新疆生活過的人,參加有關展覽、展演新疆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果實的活動時,都會被深深觸動。

    去年在美術館舉行的反映新疆生活的哈孜先生畫展,有那麼多動人心魄的畫面,那麼多難以磨滅的記憶,那麼多文化的內涵,我看過以后深受感動。北京國家大劇院曾上演過木卡姆交響樂,以西洋樂器為主演奏木卡姆改編的交響樂作品,這是賽福鼎同志多次跟我講過的願望。最近一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木卡姆團上演的《十二木卡姆的春天》讓許多在京工作的新疆同志熱淚盈眶,新疆文化的感染力真是了不得。

    新疆的文化建設,需要高度專業化和學術化的處理。音樂就是音樂、美術就是美術,樂器就是樂器、文物就是文物,歷史就是歷史、典籍就是典籍,都需要有很高的專業知識,才能把它研究清楚,說清楚。但同時,新疆的文化建設又是一個民間化、人民化的問題,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起居、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無不浸透著中華文化傳統、新疆文化特色。所以,文化工作一定要考慮到人民化和民間化的特點,能讓老百姓接受。它是不是人心工程,能不能做到人心裡頭,能不能被人民選擇、認可,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時候,一種觀點不一定很正確,但是它已經被老百姓接受了,想改變非常困難,但文化建設就是要知道老百姓的心能接受什麼東西。

    我在巴彥岱公社當農民、當副大隊長的時候,當地老百姓看芭蕾舞的《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時說,跳舞是手的動作,芭蕾舞動不動把腿踢這麼高,笑死人了,丑死了。當然,老百姓這個觀點不對,跳芭蕾舞,手可以動,腿也可以動,腰也可以動,脖子也可以動,屁股也可以動。舞蹈是全身的姿勢,用身體的語言、舞蹈的語言,可是想很快就讓老百姓接受,做不到。

    1969年《參考消息》刊登了美國登月成功的消息,我告訴房東阿不都熱合曼:美國人上了月亮。他說那是胡說八道,你千萬不要信那個,是騙人的!書上寫過,如果要上月亮,騎馬要64年(還是128年我記不清楚了),要很長時間。我心想:“騎馬騎一萬年也上不去啊。”房東跟我關系很好,什麼事都跟我討論,就是不接受我的說法。但是過了幾天,村裡頭有一位在縣裡當過科長的阿卜杜日素爾也跟他說了這事,他后來才相信了,連續好幾天,他都問,“哎呀,老王,這是怎麼回事?人真上了月亮,跟過去阿訇對我講的不一樣! 

    任何認識,都會有一個很艱難的過程,甚至是痛苦的過程。所以,文化一定要能貼近人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人民的、民間所尊崇的文化,是非常精英、非常高端的。 

    我們需要各族的文化大師。“大師”聽起來挺唬人,其實英語就是“master”——師傅、碩士,維吾爾語就是“烏斯大”——能工巧匠。沒有這樣的人物,沒有專門家,怎麼可能發展文化?光一個“烏斯大”不夠,我又想起一個詞來,就是“阿裡木”——真正有知識的大學者。文化要有“烏斯大”,要有“阿裡木”,又有“夏衣爾”(詩人)那就好了。

為什麼說中華文化是一體多元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張春賢書記曾問過我一個問題,中華文化最大的特點到底是什麼?

    有這麼一個笑話,我國的代表團在國外交流,有一個外國人問道,你們老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到底怎麼樣博大精深,能不能給我講一講。團裡有一位教授,是專業級的學者,這位教授回答說:“因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沒法講!”這麼一來,中華文化豈不是不可言述,不可傳播,不可講述了?

    我們先弄清一個問題,中華文化的基本追求是什麼,就是古代的“中國夢”是什麼?

    第一,敬天積善,古道熱腸。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書《易經》認為,天和地具有一切的美德,人類的道德是從天地那裡學來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都是天和地所具有的品質,有了天和地才有了萬物,所以對生命愛惜、對生命尊重,這是和對天敬畏有關系的﹔積善是說中華文化的特點是泛道德主義,就是不管衡量什麼事,先從道德上開始。這個特點和現代文化有些距離,泛道德論並不足以讓我們做好當今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事業。但是它仍然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如果一個人不重視自己的道德追求、道德形象,就很難成功。積善就是“薩瓦布”,需要警惕的是“古納”(罪孽),應該積德、積善,不要罪孽,就是這個意思。古道熱腸,重情尚義,重視人際關系,這是中國人的尺度。所以,按美國人亨廷頓的說法,中國文化是一種情感的文化,重視情感,重視人際關系 。

    第二,尊老宗賢,尚文執禮。

    中國人對老人是尊敬的,尊老宗賢,就是把聖賢作為目標﹔尚文是指崇拜知識、崇拜讀書、崇拜文化。執禮就是按照禮節來做各種事情。比如“尊老”,新疆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族同胞,在尊重老人這一點上比漢族隻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疆少數民族是很推崇文化的。在新疆時我在一戶人家住了很多年,有一次和房東聊天,我詳細講了自己的經歷:我原來生活在北京,很早就成為一個干部,我還寫作,但是在后來的政治運動當中出了一些麻煩,來到了新疆,又來到伊犁農村,現在榮任副大隊長。我的房東,一個少數民族農民,他是文盲,他跟我說:“老王,我告訴你,任何一個國家有三種人是不可缺少的,第一個是國王,現在沒有國王了,總而言之一個國家要有一個領導人﹔第二個是大臣﹔第三個就是詩人,一個沒有詩人的國家,怎麼能夠成為一個國家呢?”

    這種對文化的尊崇,這種對知識的尊崇,在新疆隨時都能感覺到。我看過一位烏茲別克作家抄寫的《納瓦依》,從中可以讀出對詩人的尊崇,對知識的敬意。“文革”期間,能讀的書有限,我在自治區文聯一位叫帕塔爾江的評論家的手抄本裡,第一次知道了“奧瑪·海亞姆(Omar Khayyam)”,讀到了這位波斯詩人的作品,感受到那種對知識的熱愛和尊崇:

    “我們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實,

    我們是智慧眼睛的黑眸子,

    假如把世界看成一個指環,

    無疑,

    我們就是鑲在指環上的那塊寶石!”

    在新疆,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是被尊敬的!很多年前,哈孜同志給我題寫書法,就是《可蘭經》上的那句話:為了尋找知識,你可以不怕遠到中國!

    漢文化中,重視知識的例子就更多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萬擔粟”,這些話,現在看不完全恰當,但它充分體現了讀書的重要性,

    第三,忠厚仁義,和諧太平。

    不管是西域文化還是中原文化,“忠厚仁義、和諧太平”都是我們渴望的。依我個人看法,在中原文化中,最早代表古代中國夢的就是《禮記·禮運篇》講的“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小時候練習寫字,紅模子裡面,最多的就是四個字:“天下太平”。這四個字的筆畫,橫也有了,撇也有了,捺也有了,點也有了,而且記住我們們世世代代是希望天下太平的。

    維吾爾人就更是這樣了,一見面就問:“平安嗎?”他們不停地重復的“帖期”,就是太平、平安的意思。如果都不平安了,人身得不到保証,生命得不到保証,家庭生活得不到保証,衣食住行得不到保証,相互關系得不到保証,還有什麼其他呢?

    第四,重農重商,樂生進取。

    漢族和維族都很看重農業,一絲一縷、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我在巴彥岱看到維族同胞怎樣對待糧食,特別感動。他們告訴我,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就是馕,馕高於一切。一個農民,哪怕一個很小的孩子,走在街上吃著吃著有一塊馕掉下來了,要還能吃,就把它拿起來弄干淨再吃下去,不能再吃了,怎麼辦?挖一個坑,把馕埋起來,馕是不能隨便丟棄的。伊犁養奶牛很多,所以,農戶之間經常互相要牛奶、借牛奶。在村子裡經常看見很小的孩子拿一個碗,或者是奶皮子,走著走著路上絆了一下,啪,牛奶掉在地上了。怎麼辦?也要掩埋起來,把“奶皮子”放在旁邊,把土蓋在上面,不能讓牛奶暴露在外面,因為是“不幸逝世”,需要掩埋!在中原,人們同樣對浪費糧食非常反感,這叫暴殄天物。這點我們和美國人太不一樣了,美國人如果一個東西不想吃了,就會毫不猶豫把它放下,他們認為,個人的感覺高於一切。

    中原文化本來是抑商的,但是經過許多年發展變化,慢慢地對商業也重視起來了。比如晉商、徽商、鄂商的發展,他們講童叟無欺,講商業信譽,講誠信第一,講物資流通,並逐漸發展成為了商業文化。

    新疆的一些少數民族,尤其是維吾爾人有重商的傳統,他們很喜歡經商。我的房東是很古板的人,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他也不排除弄一點莫合煙倒手賣一賣,弄點沙棗賣一賣。還是“文革”期間,商品受到很大限制,從烏魯木齊坐長途汽車到伊犁,到皮革廠下車,一下車就看到有人點著電石燈,賣葵花子,賣沙棗,還有賣劉曉慶照片的,這在北京是買不到的。劉曉慶可是沒有到過新疆,沒有到過巴彥岱,也沒到過伊犁。后來,凡是女明星的照片,隻要能找得著的伊犁都賣,這是一個重視商業的地方。哈薩克人有個善意的笑話:維吾爾人好做買賣,他們一天沒有生意,就把左邊口袋裡的東西賣給右邊的口袋。多麼可愛的商人!自己賣給自己,什麼麻煩都沒有,要多少價給多少價!

    樂生進取,就是對人生是抱樂觀態度,不是抱悲觀、憤怒態度,不是抱你死我活的態度。中原文化講的就是這樣,孔子的教導是“仁者樂山”。仁者愛人,愛別人的仁,見到山以后,他會感到非常地喜愛、喜悅。仁者像山一樣,是有原則的,是撼動不了的。孔子夸贊自己最喜歡的弟子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每次能吃的東西就一點,拿一個瓢子舀一點水喝就行,居住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亦不改其樂”。別人覺得貧窮,可是顏回因為有高尚的內心,所以是快樂的,是充滿信心的,是樂觀的!

    維吾爾民族更提倡樂觀,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認為人出生以后,除了死亡,全是找樂,全是快樂!維吾爾人,如果有兩個馕,他隻吃一個,什麼原因?留下的那個馕當手鼓用,“巴拉巴拉”敲,多麼樂觀的民族!多麼樂觀的文化!這些地方,我們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語言!

外來文化吸收進來后必然會和本民族文化結合起來

    維吾爾文化、新疆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文化之間有太多交流和相互影響、相互融合。

    唐朝曾有一個詞牌叫做《蘇幕遮》,它的節拍、音韻是唐明皇首先制定並首先唱起來的。范仲淹、周邦彥都以此寫過特別有名的詞,那麼這個詞牌是哪兒來的?阿克蘇來的。阿克蘇某地至今保留著一種風俗“乞寒節”,這是冬天第一場雪前后的“節日”,希望今年冬天好好冷一下,冬天不冷的話,第二年會發生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不幸。在乞寒活動中人們唱的歌就叫做《蘇幕遮》。

    嗩吶,我們現在還叫“sunay”,它是外來的樂器,不是中原本地的。笛子,“笛”本身發音就是指的西邊少數民族,“東夷西狄”,這是中原的說法,稱作“狄”,所以叫做“笛子”。如果沒有“笛”的發音,笛子就是“nay”。再說近代、現代的歌曲,有一首大家印象深刻的歌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就帶有濃厚的新疆風味。

    芫荽,是一個怪詞,這兩個字沒有別的講究,是專門造的字。一個“草”字頭一個“元”字,一個“草”字頭一個“妥”字,這兩個字必須連在一塊用。“芫荽”是阿拉伯語,是從西域來的。我們抽的煙叫“淡巴菰”,就是tobaco,同樣是阿拉伯語發音。

    生活在新疆的漢族人,從維語裡邊創造了許多“二轉子詞”,又像維文又像漢文。我剛到伊犁時,聽到“大家麻家”開個會。什麼叫“大家麻家”?我見人就請教,他們告訴我維語有加詞尾的說法。誰肚子痛了,就說我肚子“塔希郎”了。同樣,伊犁的維吾爾語裡面,也摻雜了大量他們說是漢語但聽來聽去不明白的詞兒,夫妻離婚是“另干”了,我想來想去,離婚,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了,就是“另干”了。

    和田集市上賣薄薄的樺木片,是引火用的,薄薄樺木片一點,就著起來了。這個叫什麼?“qudengzi”,后來才明白是“取燈子”。我小的時候,在北京管火柴叫做“取燈”,所以70年前,北京話也很接近和田話,北京人從伊斯蘭文化裡吸收過大量的語言。比如,北京過去說一個人的心不好、老是壞心眼,叫什麼呢?叫“泥胎”不好!去年在銀川舉行書博會,銀川的朋友跟我講,他們那兒有一個清真寺重新翻修,是由穆斯林捐款修起來的,他們不叫“捐款”,叫“nietai”,就是“動機”、“用心”,這個詞來自阿拉伯語“尼亞提”。

    維吾爾族的語言受中原文化漢語的影響就更多了,“檁”是檁條,還有“椽子”﹔“大煤”,是大塊的煤,“碎煤”是小煤﹔“芫荽”是中原受西域的影響,西域的白菜就是漢語的“白菜”﹔“洋芋”的叫法更奇怪,洋芋是從歐洲傳到西域的,但是新疆用的不是歐洲的語言,不是羅馬的語言,用的是漢族的語言“洋芋”!

    還有我們最喜歡的涼面,拉面,它的發音也有點奇怪,我在新疆的時候,很多阿拉木圖、塔什干出的小說,包括用斯拉夫字母的維文小說、塔什干的維吾爾語小說,“涼面”,它的發音是“來個面”。有一次我跟一位維吾爾老友聊起飯,我跟他說,“拉面”是從漢語中來的,“煮娃娃”、“蛐蛐來”都是從漢語來的,而“抓飯”是波斯語,老友問道,照你這麼說,我們維吾爾還有飯沒飯?不是漢族飯,就是波斯飯,我們維族就沒飯了?

    不是!

    一種文化吸收進來以后,必然會和本民族、本地區文化結合起來,吸收的過程就是消化的過程,就是本土化過程,它已經和以前的文化不一樣了,已經屬於你了。新疆人做“拉面”的方法和蘭州拉面並不一樣,蘭州又和北京的旗人做的不一樣。同樣,喀什噶爾和伊犁也不一樣,伊犁做面都是小小的,一根一根平擺的,喀什噶爾跟做盤香一樣,盤一個大盤,一圈一圈,螺旋形的,非常大、非常長,像藝術品!

    做菜方法也相互交融,我到塔什干去過,沒少吃拉面﹔到烏茲別克斯坦,維吾爾語最吃得開了。我有一個烏茲別克朋友,他喜歡吃一種叫“阿勒噶”的甜食,就是用蜂蜜、白糖、面、清油和在一塊做的一種點心,形狀有點像山東同和居飯館的“三不沾”,這據說是烏茲別克的,我以為是北疆食品,最近才發現,南疆也有!

    我們探討文化來源,不存在歸屬問題,來源是別處就不屬於你的嗎,不對。

    文化不像物質的東西,你從內地買來一萬雙鞋,賣掉一雙就剩9999雙,文化是什麼?文化是學習了你做鞋的方法,然后與腳的大小、人們的愛好相結合,做出來的鞋就是你的了。

    文化這種互相的影響非常大。

    維吾爾語言的一大特點,就是勇於接受各地區、各民族的語言,維吾爾語向阿拉伯語借詞,向波斯語借詞,向俄語借詞,更多的是向漢語借詞,那有什麼關系,接受就接受了,為我所用,我們還是中國人!

    我最喜歡的一個維吾爾語詞是“daolilixixi”——“講道理”。“道理”本來在漢語是一個名詞,前邊加“講”,就叫“講道理”。到維語就省事了,“daolilixi”加上一個動詞詞尾,“daolilixixi”就是“講道理”。

    所以,互相影響,互相交流是各個方面的,這就是文化的整體性與多元性。

    我們必須看到,從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有了巨大的變化,中央政府是一個有效管理著、掌控著除台灣以外中國的各個地區、各個省市的政府。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有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困難、共同的失誤、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希望、共同的快樂。60多年了,除少部分地區外,中國實現了統一,這期間,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文化烙印、共同的文化趨向、共同的文化記憶。

    “多元”並不等於會發生沖突,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個文化的整體下,可以同時保持多元,互相欣賞。恰恰因為多元,新疆文化的資源,才這樣豐富、這樣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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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實習生、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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