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史、國史研究事業的開創者之一，胡喬木不僅在20世紀50年代就注意開展具體研究，而且在80年代就已整體規劃國史研究的學科藍圖，身體力行地推動國史研究的發展。魯書月教授的新著《胡喬木對中共重大政治理論的晚年思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深入挖掘胡喬木對黨史、國史研究的學術思考和理論貢獻，並將這些思考和探索放到新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中進行梳理和辨析，對於人們正確認識這一歷史過程和相關理論問題具有啟發意義。
該書視野寬廣，涵蓋新中國前40年的歷史，著力於對理論界爭論的熱點問題進行思考，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該書對胡喬木許多思想的發掘是為了回應當前國史、黨史研究領域中一些傾向和爭論而進行的，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再評價研究就是其中之一。針對20世紀80年代主張“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思潮，胡喬木對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再研究，給予了再評價。該書指出：“胡喬木對三大改造的分析採用了科學的歷史的方法，也就是採取把這些問題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觀察和分析的態度”，“既指出了實施這種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可能性，也實事求是分析了它的不足和問題，也沒有因為這些不足就否定它的重大意義。”作者指出：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之所以出現“左”的錯誤，問題“不在於三大改造的遲與早，快與慢，而選擇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社會主義模式又選擇什麼樣的經營管理體制才是主要的原因。”（該書第114—115頁）通過分析胡喬木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從學術史研究的角度剖析了論爭和分歧的理論實質和現實旨歸，體現了作者的理論勇氣和學術追求。
該書抓住了胡喬木運用唯物辯証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史的方法論實質，給人深刻啟示。早在1978年，胡喬木就提出了研究新中國歷史能夠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他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新見解、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關系的新認識等都體現了他對相關理論的深入思考。胡喬木之所以能夠比較科學地闡釋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命題，能夠對社會主義改造、“文化大革命”等進行客觀評析，能夠對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論述的關系作出合理解釋，就得益於其確立了對社會主義要全面研究、辯証認識的思想：“要確立面對現實的思想，不能用馬列的言論和設想來檢驗社會主義的實踐”（第136頁）。作者尤其強調胡喬木對此所作的解釋：“所謂面對現實，一是要承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這個現實，任何否定這個現實的做法都是不允許的﹔二是要承認社會主義運動在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對社會主義所做設想的修正……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必須面對社會主義實踐的現實，面對改革開放的現實，承認改革開放政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點和設想的修正與發展，而不能用馬列的言論和設想質疑和非難改革開放政策的性質。”（第132—133頁）對於胡喬木將理論放在恰當位置，辯証地看待理論與現實之間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促進的研究思路和范式的梳理和總結，能夠帶給黨史國史研究者深刻的啟示。
該書闡述了胡喬木國史研究中的反省意識，提升了這一研究的理論高度。書中無論是從理論上對“改革開放前中共社會主義觀的反思”“對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建設的”再思考，還是“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考”“對新時期經濟建設的新見解”，均著力展現胡喬木的反省意識。作者指出，胡喬木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的反省，如指出其“也存在著過分地把黨史作為政治宣傳品”的弱點，“在一定程度上給以后的黨史研究帶來了以論代史、史從論出的消極影響”，充分體現了他反思歷史的勇氣和自覺（第243頁）。
顯然，關於胡喬木晚年對中共重大政治理論的思考這個問題，無論是以時間為線索，還是以文獻為綱，都較以問題為核心的論述容易得多。而魯書月教授知難而上，將其歸納為五個領域十六大問題進行論述，避免了一般黨史、國史研究著作理論性與現實性難以有機融合的不足，對於拓展胡喬木研究的新領域，探索國史研究的新范式，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